202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也是联合国成立80周年。然而，80年来，霸权国家以冷战意识形态划线、操弄阵营对抗、滥用单边制裁，威胁世界和平与发展，但这也促使"全球南方"国家的觉醒和团结。不平等、不公正的全球治理体系亟待变革，已成为共识。
值此重要时间节点，"全球南方学术论坛（2025）"于2025年11月13-14日在上海举办，围绕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防范法西斯主义死灰复燃进行深入探讨。
会上，南非约翰内斯堡大学高级研究员布萨尼·恩格卡维尼就法西斯主义在现代的表现形式作出深刻分析，反映了非洲思想者对于当代国际秩序的看法。经授权，观察者网全文翻译了恩格卡维尼教授的发言。
【翻译/观察者网 唐晓甫】
布萨尼·恩格卡维尼：
各位同事、同志以及追求正义的思想者们，大家早上好。感谢华东师范大学与"三大洲社会研究所"的同仁邀请约翰内斯堡大学共同主办本次全球南方学术论坛（2025），我在此转达我校校长莱赫洛夸·姆佩迪教授的问候与良好祝愿。
主流媒体总是让我们相信，法西斯主义已经在二十世纪终结。他们试图坐实一种幻觉：法西斯主义的想象力已经随着那些身着军装、挂满勋章的独裁者一同死去。它不停地用一种神话进行自我安慰，纳粹集中营时代已彻底成为历史的尘埃。
在上个世纪，除了德国，法西斯主义也在几乎所有西方国家盛行
然而，本次会议的主题恰恰要求我们穿透当代全球治理体系的表层，去审视权力在转型过程中的真正本质。它促使我们追问：当所谓"全球秩序"被混同、乃至与"全球服从"划等号时，人类将被推向何种境地？它引导我们思考并追溯那套支配性统治的道德基础。尽管词汇的修辞与话语表述不断更新，这些基础本身却始终未曾改变。
法西斯主义从未消失，它只是完成了自我升级。它脱下了赤裸的军国主义制服，换上了更讲究的话语与制度外衣。它的帝国野心依然存在，只是隐藏在"文明"的表象之下，被重新包装成"进步"和"发展"的修辞。
我们今天面对的，并不是法西斯主义的"残余"，而是"蜕变"后的法西斯主义，是一种没有传统法西斯主义特征，被包裹在外交辞令、政策话语与市场正统之中的法西斯主义。这种法西斯主义自称"良治"和"国际秩序"。正如玛丽亚娜·马祖卡托在《大骗局》（The Big Con）中所述，它躲在评级机构、咨询公司以及各类智库背后。
正如我们在刚果（金）所看到的那样，它口头高唱"稳定"，却主动为牟利制造"动荡"。它通过向全世界灌输一种观念来制造"共识"："除了西方的普世主义道路外，世界别无选择。"
它不再靠高声叫嚣维系统治，而是通过行政化运作来行使权力。它不再公开焚书，却通过塑造算法来实施"认识论暴力"。它不再上街阅兵，却以所谓的"人道主义必要性"的旗号，一次次发动战争。它借助法律、官僚体系与债务来实施暴力。
在这种形态之下，它显得理性，甚至被包装成一种"不可避免"的安排。也正因如此，现代的法西斯主义比早期的法西斯主义更加危险。
这一逻辑同样延伸到文化领域，只不过借助的是大语言模型之力。正如殖民官员曾经对非洲文化与语言进行分类、编纂，以奴役和约束社会一样，如今硅谷的平台也在将我们的语言知识压缩成几个"大数据的数据集"。
它们声称保持中立，却同样渴望垄断对世界的定义权。我之前就指出，这些数字工具将我们的习语改写成单调乏味的语言，将火焰化为灰烬。它们以更复杂的形式，重复着殖民主义剥夺知识体系主权的行为。这就是我们时代的法西斯主义，亦即霸权主义治理模式。
传统意义上的法西斯主义是显而易见的。我们在德国、意大利、智利、日本以及南非都清楚地看到过它。它把国家奉为命运，要求纯洁与臣服，崇拜武力与服从，惩罚异议并碾压弱者。借用雷·查尔斯的话：它践踏了那些只能匍匐求生的人；愿上天保佑我们所有人。
霸权主义治理模式在表面上彬彬有礼，它主办峰会，高谈民主与发展。然而在这彬彬有礼的表象之下，潜藏着同样的形而上学冲动：企图按照欧美模式主宰、规训并重塑世界秩序。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全球秩序始终围绕着少数国家的偏狭道德观构建。西方强国以自由主义话语规训他者，用多边主义架构维系不对等关系，其治国之术的本质是支配而非团结。这套体系通过制裁、债务、援助、媒体和军事干预施加影响，借助专利与宣传控制知识话语，一面高唱市场开放，一面抽走南方国家的发展阶梯。
特朗普关税战是美国肆意挥霍霸权主义治理模式的体现
此种传统深植于帝国分类体系。正如拉丁美洲去殖民化学者拉蒙·格罗斯福格尔所言："16世纪将殖民地人民划分为'没有文字的民族'，18至19世纪贴上'没有历史的民族'标签，20世纪又发明出'没有发展的民族'，如今21世纪初的叙事则变成'没有民主的民族'。"我们永远处于"匮乏"状态，需要他人赋予意义。
这就是那套"肢解"世界的漫长话术，它否定了整个社会的话语权与合法性，把支配伪装成进步。霸权主义治理模式通过"制造同意"来进行统治。它说服被压迫者将压迫内化，把贫困视为自作自受，把不平等视为天经地义，把抵抗视为不理性。在这样做的过程中，它彻底掏空了人们对"另外一种可能"的想象力。它的高明之处，就在于其"不可见性"。
法西斯主义不仅是政治暴力，它还是形而上的暴力。它膜拜的是一种虚假的"普遍性"，同时排斥真正"普遍的人性"。它在地图上划定边界，也在人的心智里画线分界。它按照"存在等级"来给人排序。它自称为"文明"，却把他者命名为"威胁"。
所以，殖民主义、种族隔离制度、犹太复国主义与法西斯主义属于同一条谱系。它们都是通过"抹除历史"来"建构世界"的方法。它们制造空无，以此为占领辩护。它们通过重新命名被毁灭的土地，来"证明"此前从不存在任何事物。
由霸权主义治理模式统摄的全球秩序，延续的正是这一血脉。它不过是把统治改名为"人道主义干预"、把掠夺改名为"创新"或"现代化"。它视主权为特权，而不是天然权利。它用货币来衡量价值，而非尊严。它把人类划分为"有能力的"和"无能力的"、"文明的"和"脆弱的"。
它的入侵被贴上"维和"标签；它的掠取被讲述为"伙伴关系"；它的破坏被粉饰为"改革"。它无法与多元世界共存；它只有在差异"顺从听命"时才容忍差异；它肢解国家，再把它们重塑为"保护国"或"市场"；它干预并非为了终结苦难，而是为了锁定站队与同盟；它重建并非为了恢复和平，而是为了制造依赖。
今天，世界仍旧处于战争状态，只不过这种战争往往是以"隐形"的方式进行。在这种战争中，制裁比炸弹更有效地让人挨饿；债务比火焰更彻底地摧毁经济发展；数据监控比军队渗透得更深入；贸易壁垒让小经济体窒息；法西斯主义的道德暴力已经常规化、行政化，它成了当代资本主义的DNA。
女士们、先生们，我们无法在谈论法西斯主义时绕开正在加诸巴勒斯坦人民身上的暴行。谈到巴勒斯坦，就是在谈论"全球权力"，巴勒斯坦不仅仅是一处被占领的"舞台"，它是"肢解"逻辑的原型。
肢解一个民族，就是将其从确认自身存在的象征性秩序中剥离出来，剥夺他们自我命名、自我铭记和自我想象的权利。而以色列的计划正是建立在这种形而上的暴力之上，其企图不仅在于占领地理空间，更在于抹除存在本体。
以色列对巴勒斯坦的占领和对巴勒斯坦人的非人化宣传，就是法西斯主义的一种体现
以色列宣称"没有巴勒斯坦人，只有居民"，把公共记忆视为麻烦并试图加以排除。他们知道一旦在公众记忆中抹去了巴勒斯坦的名字，也就抹去了巴勒斯坦未来的可能性。它试图通过在领土层面将巴勒斯坦土地肢解、在历史层面抹消巴勒斯坦人的存在、在认知与舆论层面操控公共叙事，把"占领"改写为所谓的"冲突"，以彻底抹杀巴勒斯坦的存在。
巴勒斯坦还揭示了另一个对我们分析至关重要的东西，它展示了掌握权力的垄断者如何用语言垄断"道德"本身。他们从"施暴者"的角度，而不是以"受害者"的苦难来界定暴力；他们以"命名者"的身份，而不是以"承受者"的经历界定恐怖。通过这种方式，帝国主义不仅控制边界，也控制"正义"的含义。
巴勒斯坦是一面镜子，全球南方从中照见了剥夺自身权利的结构。正是在巴勒斯坦问题上，世界看清了一个体系为了维护其种族化秩序，可以走到何等极端的程度。也正因如此，纳尔逊·曼德拉总统才会说：如果没有巴勒斯坦的解放，南非的自由就是不完整的。
法西斯主义并未死亡，它只是变得更加高效。现在的法西斯主义会为世界创造一致预期，让人们相信不平等是自然的，让人们认为贫困是应得的代价；它把市场奉为"秩序之神"，人的肉体不再被囚禁，而是用负债压垮人民；它不再审查思想，而是通过分散注意力，让人们无心从海量信息中获得有效信息，并让少数人垄断解释权。
超越中东事务，我们会发现当今的法西斯主义已经完成了数字化。这种法西斯主义构建了"看不见的集中营"。在代码与契约中注入暴力控制的要素；在语言领域，它剥夺非洲语言的弹性，为了外国听众而重写这些语言。它声称自己在"纠正"，实则充当"语言警察"。这是抹除知识的最新前沿，也是算法领域的殖民主义。
霸权主义治理模式通过评级、债务、制裁和结构性改革来规训国家。它在"全球化"的旗号下强加依附关系；统治被表述为"合作"，不平等被包装为"效率"。这正是法西斯主义的完美形态：无需公开入侵就能实现控制；不必喧嚣作响就能抹杀存在。
如果说霸权主义治理模式通过"肢解"来统治，那么发展型治理模式则通过团结实现重组。1955年在万隆，亚非领导人宣告各国有权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万隆不仅是一场会议，更是一次道义宣言。它申明自由绝非施舍，文明也非西方专属财产。
团结不是情绪，而是一种组织结构。它强调：世界上只要还有一个国家被殖民，没有国家能得到真正自由；正如只要任何一条肢体仍处于被割裂状态，人类整体就不可能完整。
如今，万隆精神在全球南方的倡议中仍能寻得回响。中国的全球发展倡议倡导共同繁荣，全球安全倡议强调安全不可分割原则，全球文明倡议颂扬文化多样性，全球治理倡议呼吁建立彰显公平而非强权的国际机构。
万隆会议的影响依旧深远
这些倡议拒绝单极霸权的傲慢，它们所勾勒出的那个"道德景观"，正是最早在万隆绘制出的那张图景。这就是发展型治理模式在实践中的体现。它认为，"全球南方"国家的政府必须成为具有道德和沟通能力的主体，不仅要在制度层面，更要在个人层面重塑自身存在意义。在后殖民世界，存在大量缺乏主权的国家和缺乏实权的政府。发展型治理模式已经认识到这一断层，并致力于重塑民众的声音，以恢复人民的自主性。
全球南方的危机不仅局限于经济危机，同时也是"认识论危机"和"传播危机"。我们不仅可能被军队征服，也可能被叙事征服。因此，我的论点是：我们的语言必须在代码、语料库、学术期刊以及课堂中得到捍卫；我们的主权需要在语言中、程序代码中和叙述中得以体现。
在此，我们必须回顾塑造我们斗争的思想传承谱系。弗朗茨·法农认为，去殖民化是对殖民主义逻辑的彻底解构。萨米尔·阿明坚持认为，处于边缘的国家不可能在本就旨在让它们屈从的结构中实现发展。阿奇·马费耶提醒我们，人类学本身也成了对抗我们人民的武器。发展型治理模式继承并发扬了这一学术传统。它强调，国家必须成为公共价值的积极塑造者，而非外来教条的被动执行者。国家必须引导市场，动员社会，并重建殖民主义试图抹除的知识体系。
发展型国家必须转化为一种"先倾听、后引导"的教育型国家。沟通是这种模式的核心所在：只有在让人听得明白、看得懂之后，权力才谈得上公正；只有在人们真正愿意倾听之后，权威才称得上有道德；只有在重新组织化之后，我们才能把"苟且求生"转化为"主动行动"，把记忆升华为运动与实践，使人的尊严重新回到政治的中心位置。
霸权主义治理模式是法西斯主义在道德维度上的延续；而发展型治理模式，则是在以团结与解放为旨归的前提下，对一切曾被法西斯主义肢解、分割之物的重新缝合与重建。让我们携手前行，高举团结的旗帜。
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