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武汉，一个在规划院工作的硕士叶某，本来做着研究工作，是个体面职业，他却做出让人意外的事，帮助别人剪辑偷拍的淫秽视频，不是他自己拍摄，而是别人拍好之后，他负责剪辑整理和分类打包，总共处理了三千多部视频，雇主是一个叫欧某的人，专门进行偷拍活动，两人一起合作赚钱，共计获得五万四千多元。
法院对欧某判处十年半徒刑，对叶某判处八年半徒刑，理由是两人制作并贩卖淫秽物品牟利，而且涉及数量过多，属于情节特别严重的情况，叶某的律师提出叶某只是帮助剪辑视频，没有直接传播内容，也没有牵涉未成年人，应当适用缓刑，但法院认为无论参与程度如何，只要加入这个行为，就按统一标准判决，微信转账记录、聊天内容和两人的供述相互印证，证据非常充分。
叶某主动投案，构成自首情节，按说可以减刑，最终却判了八年半，这显示当前司法对技术辅助犯罪的处罚趋严，即便不是直接拍摄的人，但负责剪辑、添加标签、制作封面这些工作，看似不重，实际上为黑色产业链的传播提供了关键支持。
如今偷拍设备价格很低，一百块钱就能买到一个，AI剪辑工具也很常见，普通人可以轻松使用这些工具，但法律仍然按照旧标准来定罪，主要看视频数量多少，辩护律师提到过，当前的法律标准跟不上科技发展速度，法院没有采纳这个意见，这个案子显示出问题，高学历人员用剪映软件就能完成三千个视频的制作流程，这应该算作制作行为，如果未来AI自动生成这类内容，责任归属需要明确。
偷拍的地方大多是卖淫场所，这里面有个奇怪现象，性工作者被偷拍却不敢报警，执法也很难介入，偷拍的人就一直没人管，叶某知道这些视频来源有问题，还是接单做了，这说明有些人对这种外包工作已经麻木，觉得反正不是自己拍的就跟自己没关系。
他没有通过暗网来操作，只是用了微信进行收款，接单的方式很简单，操作起来也不复杂，他可能完全不清楚视频里的受害者到底是什么人，只管按时把东西交出去，完成任务就好，这种"去道德化"的分工模式，在数字时代越来越常见，你不用自己亲自参与进去，只要动动手，就能参与到犯罪的链条里。
到了2026年回头看这个案子，它其实是一个早期的例子，技术本身没有错，但是被人用在了错误的地方，知识群体也可能变成产业链中的一个环节，法律还在沿用二十年前的标准来评判数字时代的违法行为，确实跟不上发展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