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套体系本应同向发力、相互配合，抵御外部通胀和汇率波动风险，稳定国内实体经济发展。但高市早苗推行的扩张性财政政策，与日本央行的稳汇率、压通胀政策形成了完全对立的拉扯格局，相当于一辆车同时踩下油门和刹车，越发力、越失控，这也是本次日本企业大规模破产的底层核心原因。
作为日本核心执政派系的掌舵人，高市早苗的施政重心始终偏向政治诉求与选票博弈，而非经济长效发展，其推行的一整套财政扩张方案，从根源上破坏了日本经济的稳定根基。
为了拉拢选民、巩固自身政治基本盘，高市早苗大力推行激进减税政策，例如计划大幅下调食品消费税，这一举措直接造成每年数万亿日元的财政缺口，让本就负债率极高的日本财政雪上加霜。
日本公共债务占GDP比重常年稳居全球发达经济体首位，财政容错空间已经微乎其微，但高市早苗依然一意孤行，持续放开预算限制，无节制增发国债填补财政窟窿，最终透支l日本国家信用。
持续的财政无序扩张，直接引发了日元汇率的持续性贬值，成为输入型通胀失控的导火索。日本是典型的资源进口型国家，能源、原材料、民生商品高度依赖海外进口，汇率波动直接决定国内物价水平。
当日本政府持续增发国债、财政缺口不断扩大，国际资本市场对日本经济前景、偿债能力的信心持续崩塌，市场大规模抛售日元资产，日元汇率持续走低，屡次刷新数十年新低。
面对日元崩盘、物价飞涨的危机，日本央行不得不出手调控，提高利率、联合美国稳定汇率、抑制通胀，试图为实体经济降温减压。可尴尬的是，央行的所有维稳操作，都在被高市早苗的财政政策反向抵消，形成了极具讽刺的政策拔河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