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女士今年46岁，住在上海虹口区，一个人生活，10月14号那天她突然脑溢血倒下，同事赶忙送她去医院，她没有父母、丈夫和孩子，唯一能联系到的就是表弟吴先生，这人是她父亲堂兄的孙子，平时只在过年时见一次面，但吴先生还是赶过去签了手术同意书，并和公司一起垫付了三万块钱医药费。
后来她的病情变得更严重，医院那边提出建议转到嘉定南翔一家民营康复院，这个决定是医生直接做的，居委会没有参与进去，吴先生心里觉得有点不对劲，他想不明白为什么非要转院，虽然心里有疑问，但他也没有办法阻止这件事，12月14号上午十点四十五分，她在新医院去世了，从住进医院到离开人世，时间还不到两个月。
人去世后，事情却没人能够决定，按照法律规定，她的钱财归民政部门管理，但没有人有权决定怎么使用这笔钱，吴先生和几位朋友想用她的钱办一场追思会，再买一块墓地安放骨灰，结果民政局和居委会都表示不同意，说国家只提供海葬服务，其他花费不能从遗产里支出，吴先生感到气愤，觉得这是她自己的钱，为什么不能按她的想法来用，这话听起来有道理，只是法律上没有明确规定。
律师杨邹华指出，目前缺乏对"合理丧葬支出"的明确界定，是否举办追思会或购买墓地全由遗产管理人自行决定，上海虹口民政部门也坦言首次遇到此类情况，他们正与法院商讨制定临时指引，但具体细则仍需等待法院判决先例来明确。
其实这事背后还有更深的问题，一个人在法律上没有亲人，跟他关系近的朋友或邻居可以替他做点事，吴先生前后拿出四万块钱，跑前跑后帮忙张罗，算是一种事实上的照护人，可是法律不承认这个身份，情感和制度之间出现矛盾，城市里越来越多人独自居住，老了没人照顾，身后事也没人操心，这已经不是个别情况，而是一个趋势。
近年来北京和上海都出现过类似情况，人们开始讨论意定监护与遗产信托这些概念，虽然民法典提到了遗产管理人，但没有具体说明如何让非亲属参与进来，日本和德国早已建立了任意监护人这类制度，我们这边还在逐步探索，蒋女士离开了，但她的故事并没有结束，相关制度需要尽快跟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