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赵丁琪】
4月11日，时隔一年之后，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再度抵达中国，开启自2023年以来的第四次访华之旅，也创下欧洲大国领导人对华最高频访问纪录。
不仅如此，由于在此轮美以伊冲突中，桑切斯领导的西班牙政府选择硬刚特朗普，拒绝美军使用在西班牙的基地，还旗帜鲜明地指出"以色列政府就是种族灭绝的犯罪政权"，也为桑切斯在中国国内拉了一波好感。
桑切斯崛起于新自由主义危机导致的西班牙政治碎片化时代，被英国《新政治家》周刊称为"西方最进步政府的领导人，以及罕见的始终勇敢对抗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欧洲人"。在全球政治普遍右转的大背景下，桑切斯的政治立场、品格和勇气，显得尤为难能可贵。
4月13日，桑切斯在清华大学发表演讲。 视频截图
一、两党主导的政治格局与新自由主义"共识政治"
1975年11月20日，弗朗西斯科·佛朗哥病逝，西班牙长达36年的法西斯独裁统治宣告结束，开启了"温和转型"的历史进程。在国王胡安·卡洛斯一世与首相阿道弗·苏亚雷斯的主导下，西班牙通过1977年《政治改革法》、1978年宪法，确立了议会制君主立宪制与地方自治制度，完成了从独裁到民主的和平过渡。
1982年，西班牙工人社会党（PSOE）在大选中以绝对优势胜出，终结了民主转型初期民主中间联盟（UCD）的执政，开启了西班牙两党主导的政治格局。
此后四十年，西班牙政坛呈现清晰的周期性交替：1982-1996年工社党连续执政14年（费利佩·冈萨雷斯）；1996-2004年人民党首次执政（何塞·玛丽亚·阿斯纳尔）；2004-2011年工社党回归（何塞·路易斯·罗德里格斯·萨帕特罗）；2011-2018年人民党再度掌权（马里亚诺·拉霍伊）。
工人社会党与人民党交替执政的过程，恰逢全球新自由主义浪潮兴起。两党虽然在政治、外交和宗教政策上存在着诸多分歧，但在执行新自由主义政策上却存在着高度一致，形成了一种新自由主义"共识政治"。
在工社党执政初期，冈萨雷斯一度坚定践行社会民主主义核心主张，在经济政策上推行扩张性财政政策，加大公共投资（基础设施、教育、医疗），提高最低工资，扩大失业救济与养老金覆盖范围，建立全民免费医疗体系与义务教育体系，让西班牙首次形成完善的现代福利国家框架。
但20世纪80年代末以后，冈萨雷斯逐步向新自由主义妥协，形成了西班牙特色的"第三条道路"（在时间上甚至早于布莱尔、施罗德）：推动国有企业私有化（电信、能源、航空、银行等关键领域），放松市场管制，降低企业税率，吸引外资，促进资本流动自由化；推行财政紧缩，削减公共开支，控制财政赤字；放宽雇佣与解雇限制，推行灵活用工制度，降低劳工保护标准。
1996年人民党执政后，进一步延续和深化了新自由主义政策，西班牙的私有化浪潮全面加速，人民党政府将剩余国有企业（电力、天然气、铁路、邮政、公共交通）几乎全部私有化，同时实施彻底的财政紧缩，大幅削减公共开支（教育、医疗、福利），降低企业与个人税率，平衡财政预算。
现在回过头来看，西班牙的新自由主义转型虽然在短期内推动了经济增长，并推动了西班牙融入欧盟的进程，但带来了一系列深层次的负面后果。
首先是经济结构的严重扭曲，为了追求短期经济增长，西班牙经济逐步陷入"房地产化"与金融化的陷阱，制造业与科技创新能力被持续削弱，大量资本从生产领域流向房地产和金融领域，银行信贷大规模涌入地产市场，不断推高房价，形成了巨大的房地产泡沫，这使得西班牙经济对外部需求、资本流动以及房地产市场的波动高度敏感，经济增长的韧性大幅下降。
其次是福利国家体系的"空心化"。私有化改革与财政紧缩政策的持续推进，使得原本普惠性的公共服务逐步碎片化、商业化，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的质量下降、可及性降低，原本覆盖全民的福利保障体系被不断压缩，社会福利逐步向精英群体倾斜，导致西班牙的贫富差距持续扩大，基尼系数不断上升，青年群体与低技能群体成为高失业率和临时用工制度的重灾区，就业不稳定、收入无保障成为常态，社会流动性下降，阶层固化问题日益突出。
此外，新自由主义政策下的市场过度自由化，也导致政府对经济的调控能力大幅弱化，金融监管缺失，各类金融风险不断累积，为后续的金融危机埋下了直接隐患。
二、新自由主义危机与两党政治的瓦解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彻底暴露了西班牙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的脆弱性，作为欧元区受冲击最严重的国家之一，西班牙迅速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经济与政治困局。
在经济层面，首当其冲的是房地产泡沫的彻底破裂，房价大幅暴跌，大量房地产企业破产，银行体系出现严重的坏账危机，其中西班牙第四大银行班基亚银行濒临破产，政府为了救助陷入危机的银行，不得不投入巨额公共资金，这直接导致西班牙的公共债务水平急剧攀升，进而触发了主权债务危机，使得西班牙政府陷入"债务-紧缩"的恶性循环。
2012年4月，西班牙首都马德里爆发了反对紧缩政策的游行活动
债务危机的爆发也进一步加剧了经济衰退，西班牙经济陷入深度衰退，GDP持续下滑，失业率大幅攀升，在2013年达到峰值，整体失业率高达26.2%，而青年失业率更是超过50%，成为欧洲乃至全球的"失业重灾区"，大量青年无法就业，生活陷入困境，进一步加剧了社会矛盾。
经济的持续低迷态势进一步向政治领域深度传导，直接引发了西班牙政治格局的剧烈动荡与深刻变革，长期主导西班牙政坛的传统两党制彻底崩塌，曾经作为政治稳定基石的新自由主义"共识政治"，也彻底失去了赖以生存的民意基础与社会土壤。
彼时民众对传统政党的信任度跌至历史冰点，大量选民纷纷转向立场鲜明的新兴反建制政党。以"我们能"党为代表的左翼民粹主义政党和以"呼声"党为代表的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借此契机迅速崛起，快速填补了传统政党留下的政治真空，进一步打破了原有政治格局的平衡。
与此同时，地区分离主义势力借经济困境引发的民众不满情绪趁势抬头、持续扩张。加泰罗尼亚地区因长期对中央政府的财政分配政策不满，加之多年积累的地区自治诉求未能得到有效回应，多次推动独立公投，不仅引发了中央与地方的严重对立，更触发了全国范围内的国家认同危机，进一步加剧了西班牙的政治动荡与社会分裂。
此外，经济危机带来的大规模失业、贫困加剧、贫富差距扩大等民生问题，催生了一系列声势浩大的社会运动，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15-M运动与反驱逐运动。大量民众走上街头，公开抗议传统政党的不作为、银行的垄断剥削以及欧盟机构的不合理政策，集中表达对社会不公、就业困难、生活困顿的强烈不满，民众对现有政治制度、经济体系的信任度彻底崩塌，西班牙的政治合法性面临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
三、政治的碎片化与桑切斯的两次当选
2015年大选成为西班牙政治发展的重要分水岭，标志着传统政治格局的正式瓦解。
在2015年12月举行的大选中，传统两大政党的支持率遭遇断崖式暴跌，工人社会党和人民党分别仅获得22%和28.7%的选票，均未达到议会半数席位，无法单独组阁。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左翼民粹主义政党"我们能"党异军突起，获得20.7%的选票，中右翼的"公民党"（Ciudadanos）也获得13.9%的选票，新兴政党的崛起彻底改写了西班牙的政治版图。此后，2016年、2019年两次大选均未能出现获得绝对多数席位的政党，西班牙连续多年陷入"悬浮议会"的困境。
2018年6月，人民党政府因深陷"巴塔斯案"腐败丑闻，被议会弹劾下台，工人社会党领袖佩德罗·桑切斯组建看守政府。为了赢得执政权，工社党在看守政府期间努力调整竞选策略，最终与"我们能"党达成联合执政协议，使得桑切斯在议会授权投票中以微弱优势胜出。2020年1月8日，工社党与"我们能"党组建了西班牙实行民主制度以来的首个左翼联合政府，推出了一系列反对新自由主义、强化社会公平、重视生态转型的政策。
2023年5月，桑切斯政府因执政压力宣布提前举行大选，7月23日投票结果正式出炉：人民党以137席成为议会第一大党，工人社会党获得121席，右翼"呼声"党获得33席，由原"我们能"党重组而成的左翼联盟"苏马尔"（Sumar）获得31席，加泰罗尼亚、巴斯克等地区性政党也分别获得相应议会席位。
大选结束后，人民党领袖费霍试图联合"呼声"党组建右翼联合政府，但因遭到加泰罗尼亚、巴斯克等地区政党的坚决反对，未能获得议会信任投票，组阁尝试宣告失败。
随后，西班牙国王提名桑切斯重新组阁，桑切斯积极联合"苏马尔"联盟、加泰罗尼亚共和左翼（ERC）、巴斯克民族主义党等左翼力量与地区政党，以微弱优势通过议会信任投票，并于11月组建第二届左翼联合政府。
此次组阁进一步强化了"左翼政党+地区政党"的执政联盟模式，同时也因政府为争取地区政党支持、对地区分离势力做出较多妥协，引发了右翼政党与部分民众的强烈不满，西班牙的政治分歧与社会矛盾进一步凸显。
当地时间4月10日，西班牙青年和儿童大臣西拉·雷戈在社交账号发文，直言以色列政府是一个"种族灭绝的犯罪政权"
在对华关系层面，桑切斯带领西班牙深化与中国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他四年内四次访华（2023年3月、2024年9月、2025年4月、2026年4月），创下欧洲大国领导人对华高频访问纪录。
政治上，双方在维护联合国宪章、反对单边主义、推动全球治理改革等重大议题上高度共识，西班牙明确反对阵营对抗与"脱钩断链"，在欧盟内部抵制对华歧视性政策；经济上，中国稳居西班牙欧盟外第一大贸易伙伴，2025年双边贸易额突破550亿美元、同比增长近10%；战略对接上，西班牙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倡议，推动中欧陆海快线、地中海物流枢纽建设，并签署《关于加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行动计划（2025－2028年）》，将双边合作纳入制度化长期轨道。
五、局限与困境
作为"欧洲最进步政府"的领导人，桑切斯虽然实行了一系列带有进步性的内外政策，但其这些政策仍然具有很大的局限性。
在新自由主义全球秩序下，跨国资本、金融市场与信用评级机构拥有强大的"用脚投票"权力。任何试图挑战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左翼政策，都可能引发资本外流、投资下滑与市场震荡。金融纪律与市场预期对政府形成强约束，使得左翼政府即便上台，也难以真正突破既有经济结构，只能在有限空间内进行改良。
当前，西班牙公共债务已接近GDP的100%，在欧盟财政规则约束、欧元区高利率环境与全球增长放缓的叠加之下，政府财政空间被严重挤压。福利扩张与劳工保护推高企业成本、抑制投资活力，绿色转型又面临巨额资金缺口，桑切斯所实行的进步政策的力度与实际成效大打折扣。
与此同时，当前西方社会阶层、身份、地域与代际分裂加剧，政党体系高度碎片化，主流中左翼难以再获得稳定议会多数。作为议会少数派政府，桑切斯必须联合左翼小党，并依靠加泰罗尼亚独立派、巴斯克民族主义地方政党的支持才能维持执政。每一项法案通过、每一年度预算获批，都需要向联盟伙伴做出重大政治让步。
为保住执政地位，政府不得不对独立派做出大赦、财政自治与权限让渡等妥协，此举既激怒全国主流民意，也被左翼激进派批评退让过度；而若坚守左翼底线、拒绝妥协，则立刻面临议会倒戈、政府垮台的风险。执政生存的现实需求，与左翼进步纲领的价值底线频繁冲突，形成"不妥协则倒台、妥协则失分"的政治困局。
桑切斯政府的困境，本质上是21世纪西方左翼在既有资本主义体制内推进变革的极限写照。它可以坚守左翼价值、发出进步声音、实现局部改良，却难以突破结构性枷锁；它代表了进步力量的勇气与理想，也折射出西方体制下左翼执政的深层困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