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帆没穿黑压压的丧服，只套了件旧羊绒开衫，袖口磨得发白，那是杨先生十年前在普林斯顿小镇给她挑的，领口别着一枚米粒大的淡水珍珠，是去年结婚纪念日他躺在病床上颤颤巍巍塞到她手心的。有人骂她"笑得早"，可没人看见她转身时把母亲的手掐出了红印，像抓住最后一块浮木。
清华园里那间老公寓的灯，还是晚上十点准时熄。保安说，翁帆一个人回去，会先对着空沙发说一句"杨先生，我回来了"，声音轻得像怕吵醒谁。她把他常用的拐杖挂在玄关，金属柄朝左--他生前习惯先迈左脚，她怕摆反了，老爷子夜里回来会绊。这些鸡零狗碎，比悼文里那十二个字锋利多了，一刀一刀刻着：原来思念不是洪水猛兽，是每天帮他拔掉的第几根白头发，突然没人长了。
当年骂她"图遗产"最狠的那批人，大概想不到，翁帆把杨先生2003年以后的全部手稿捐给了港中文，只留了一本1982年版的《量子场论》讲义，扉页写着"To my dear darling, let physics wait"。她把它压在枕头底下，纸页脆得掉渣，翻的时候得屏住呼吸，像拆一封迟到了四十年的情书。有人问她值不值，她反问："你谈过恋爱吗？谈过就知道，账不是这么算的。"
追思会那天，她坚持自己写流程单，把《梁祝》小提琴协奏曲塞进第三乐章，现场一半人皱眉：太不严肃了。可那是2005年冬天，杨先生在北京音乐厅第一次听见现场，转头跟她说："以后我走了，你就放这段，当我在跟你说话。"她照做了，琴弦一响，前排老院士突然捂脸，像被谁揍了一拳。原来科学家也吃人间烟火，只是平时嘴硬。
更"离谱"的是，她把讣告末尾的"深切哀悼"改成了"暂别"。工作人员劝："这不符合规范。"她抬眼，泪没干，却笑："规范是他订的，他得听我的。"一句话把人怼到墙根。是啊，当年他们结婚，民政局的小姑娘手抖得连章都盖歪，还是杨先生自己把表格转过来，哄人家："别怕，我比你更紧张。"
现在，翁帆每天五点五十醒，比杨先生生前定的闹钟晚十分钟--她贪那十分钟，好像老爷子还在隔壁咳嗽。她喝他喝惯的滇红，茶叶渣子沉底，她也不倒，就盯着看，直到水面映出自己48岁的眼角纹，才突然明白：所谓旷世之恋，不过是把对方的习惯活成自己的时差。再过三十年，如果她还活着，会记得把珍珠埋在那棵他们一起种的银杏下，让年轮替他说完那句没出口的"darling，晚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