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后的朔尔茨政府开启了政策过渡。
虽然仍然延续"不脱钩、去风险"基调，但内部价值观派与务实派博弈加剧。
尤其是时任德国外长贝尔伯克坚持推动"价值观外交"，涉华表态日趋强硬。
组阁协议中，14次提及中国，突出"竞争者"、"制度性对手"定位，这直接为后续的政策转向埋下了伏笔。
默茨
现在看来，默茨政府的转向更具突破性。
一方面，将对华政策明确升级为"战略性去风险"，推动欧盟对华钢铁加征关税，一改过往的自由贸易立场。
另一方面，在保持沟通渠道的同时，强化"两手抓"策略，也就是一边维系经贸合作，一边又在价值观与安全议题上主动收紧。
为什么呢？
一是经济压力倒逼。
德国工业受能源成本高企、外需不振冲击，对华贸易逆差扩大，本土产业竞争力下滑，催生了"保护主义"倾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