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欧洲在西方价值认同嬗变中迷航。美国的颠覆性转向撕裂了欧洲精英认知世界的思想坐标。一部分政治力量开始向特朗普所代表的民粹保守主义靠拢，但更多的欧洲传统主流政党与社会民众则感到迷失与愤怒，他们无法接受美国对欧洲的贬损及对极右翼的扶持，正如默茨点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对欧洲价值观指责时怒斥"我们决不能接受其中部分内容"，却又无力阻止这一趋势。在价值观层面，欧洲陷入了深层的混乱和认同危机，呈现出精神分裂式的痛苦与彷徨。
互需与重塑：依赖中苦寻战略自主
尽管裂痕加深，但美欧并未走向正式决裂，而是在一种更为功利、充满张力的相互需要中探索新的共生模式。
美欧之间相互需要，功利性与结构性依赖并存。美国对欧洲的需要变得高度功利化：一是将其作为分摊成本和赚钱的"提款机"；二是将一个分裂、软弱的欧洲视为更易操控和双边交易的伙伴；三是通过支持欧洲极右翼，培育意识形态上的盟友和国际事务上的跟班。反之，欧洲对美国的依赖则是结构性和生存性的：北约与美国的核保护伞仍是无可替代的终极安全依托；与美国市场的脱钩在可预见的未来是经济不可承受之重；即便充满怨恨，欧洲建制派在心理上仍将美国视为必须维系、甚至需要谄媚的"最终担保人"。
欧洲苦寻身份定位，俨然是在夹缝中求生存的荆棘之路。它必须在矛盾中推进两项艰难任务：一是加速推进务实而非口号式的"战略自主"，特别是在防务工业与关键数字技术上构建"自主可控"的底线能力。二是学习以"条件性伙伴"而非"天然盟友"的身份，与美国进行冷酷、精明的利益博弈。这意味着欧洲必须彻底抛弃对美国的幻想，坦然接受自身力量的局限性，并尝试在大国夹缝中，寻找那狭窄且充满风险的战略周旋空间。
总之，当下的欧洲正经历着冷战结束以来最严峻的全面考验。美国的冲击无情地暴露了欧洲的内在脆弱与深刻分裂，而欧洲的回应则充满了理想与现实的落差、决心与能力的脱节。现实出路既非"完全依赖"，亦非完全"战略自主"，大概率在充满彷徨、无奈、妥协与抗争中，艰难地探寻和拓展自主行动的边界。欧洲能否将这场深刻的危机转化为战略觉醒的真正契机，不仅关乎其自身命运的沉浮，也将深刻塑造未来全球秩序的轮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