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健康体系中，每一份传染病确诊报告都承载着 "告知风险、约束行为" 的双重使命。2018 年，广东女子王某在一次常规体检中，被医疗机构检出HIV-1 抗体呈阳性-- 这一结果意味着她已感染人类免疫缺陷病毒，而接诊医生当即向其出具了《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健康管理告知书》，逐条说明病毒传播途径（性接触、血液、母婴）、日常防护义务（避免无保护性行为、不共用针具等），以及故意传播病毒可能面临的刑事追责。
这份盖有医疗机构公章的告知书上，王某的签名清晰可见。按规定，她需每季度到属地疾控中心接受病毒载量检测与治疗指导，疾控人员也会定期随访，确保其行为符合公共健康安全规范。但从 2018 年到 2024 年的六年里，王某逐渐脱离了随访管理体系 -- 疾控中心的记录显示，自 2019 年起，她便不再按时复诊，预留的手机号多次拨打均提示 "已停机"，户籍地社区网格员上门走访时，也发现其早已搬离原住址，去向不明。
医学领域对艾滋病的防控常识明确：规范服用抗病毒药物可使病毒载量降至检测下限，传染性大幅降低；反之，若长期不治疗，病毒会持续破坏免疫系统，且性接触传播风险会随病毒载量升高而显著增加。王某在六年里的 "失联"，不仅意味着她自身健康状况的失控，更埋下了向他人传播病毒的隐患 -- 这种对个人健康与公共安全的双重漠视，为后续事件的发生埋下了关键伏笔。
2024 年 7 月的一个深夜，岭南地区的夏夜常被黏腻的湿热笼罩，东莞某条隐匿于主干道旁的小巷里，老旧路灯的光线被茂密的榕树遮挡，只在地面投下零星斑驳的光影。王某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碎花连衣裙，坐在巷口的石墩上，目光不时扫过过往行人。此时，刚结束夜班的陆某途经此处，两人目光交汇后，王某主动上前搭话，用略带沙哑的声音询问："要不要休息一下？30 块就行。"
陆某因白天工作劳累，加上心存侥幸，未多思索便点头同意。随后，王某带着陆某穿过狭窄的巷道，走进一栋三层民房的二楼 -- 这间约十平方米的出租屋是她临时租住的地方，屋内仅有一张铺着褪色床单的木板床，床头堆放着几件旧衣物，墙角的垃圾桶里散落着烟蒂与空矿泉水瓶，空气中混杂着汗味、霉味与廉价空气清新剂的味道。
进入房间后，陆某曾随口提及 "要不要用套"，王某却以 "麻烦""不会有事" 为由搪塞过去。她完全清楚，自己体内未经治疗的病毒正处于活跃状态 -- 按照疾控中心的研究数据，未接受抗病毒治疗的感染者，单次无保护性行为的传播概率可达 0.5% 至 3%，若病毒载量较高，这一概率还会上升。而陆某对王某的健康状况一无所知，也未坚持要求采取防护措施，两人最终在未使用安全套的情况下发生了性关系，交易金额 30 元由陆某当场支付给王某。
交易进行约十分钟后，屋外突然传来一阵整齐的脚步声，紧接着是 "我们是民警，开门检查" 的喊话。这是东莞市公安局开展的夏夜治安巡查宣防行动，针对辖区内涉黄、涉赌警情高发的区域进行重点排查。负责该片区的民警李警官（化名）后来在执法记录中提到："这条小巷之前多次接到群众举报，我们当晚安排了三组人员蹲守，看到两人进入民房后，判断可能存在涉黄交易，便立即上前核查。"
当民警用备用钥匙打开房门时，王某与陆某均处于慌乱状态，现场未发现任何安全套或防护用品。民警当场控制两人，并对现场进行拍照取证，随后将二人带往属地派出所接受进一步调查。
三、疾控检测与证据固定：法律追责的关键步骤
被带回派出所后，办案民警第一时间联系了东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应急检测小组。凌晨 1 时许，两名穿着防护服的疾控人员携带专业检测设备抵达派出所 -- 他们带来的是用于快速检测 HIV 抗体的胶体金法试剂，以及需要低温保存的静脉血采集管。
在采血室里，王某面对疾控人员的询问，起初否认自己感染艾滋病，直到民警出示其 2018 年的确诊记录副本时，她才沉默低头。采血过程中，她的左手始终紧握成拳，指尖因用力而泛白，当针头刺入静脉时，身体明显颤抖了一下。采集到的血液样本被立即放入便携式冷链箱，送往疾控中心实验室进行检测。
实验室里，检测人员将血液样本离心处理后，提取血清滴入检测卡，同时启动荧光定量 PCR 仪进行病毒载量检测。两小时后，检测结果出炉：王某的HIV-1 抗体呈阳性，病毒载量为 5.2×10^4 copies/mL-- 这一数值远超 "低传染性" 标准（通常低于 200 copies/mL 为低传染性），表明其具有较强的病毒传播能力。
与此同时，办案民警也对陆某进行了健康告知，并安排他接受 HIV 抗体检测。等待结果的 48 小时里，陆某始终坐在派出所接待室的长椅上，反复翻看手机里的艾滋病相关资料，偶尔自言自语："我就是一时糊涂，怎么会遇到这种事……" 最终，陆某的初次检测结果为阴性，但疾控人员明确告知他，艾滋病存在 "窗口期"（感染后 3 至 12 周内可能检测不出抗体），需在 3 个月后再次复查，期间需避免发生无保护性行为，防止潜在的病毒传播。
在证据固定环节，民警还调取了王某 2018 年确诊时的医疗档案、疾控中心的随访记录，以及抓捕现场的执法记录仪视频。这些证据共同构成了完整的证据链，证实王某明知自己感染艾滋病病毒，仍故意实施无保护卖淫行为。
四、法庭审理与判决：法律对恶意行为的惩戒
2024 年 9 月，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公开审理了王某涉嫌传播性病一案。法庭内，原告席与被告席之间隔着一道木质护栏，旁听席上坐着十余名关注此案的市民与媒体记者。庭审伊始，审判长首先核实了案件的基本事实，随后由公诉人宣读起诉书。
公诉人当庭出示了三组核心证据：第一组是东莞市疾控中心出具的 2018 年与 2024 年两份 HIV 检测报告，证明王某长期携带病毒且具有传染性；第二组是王某 2018 年签署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健康管理告知书》原件，以及疾控人员的证言，证实其明确知晓自身病情与防护义务；第三组是抓捕现场的照片、视频，以及陆某的陈述，证明王某实施了无保护卖淫行为。
在质证环节，王某的辩护律师提出 "王某因家庭经济困难，才被迫从事卖淫活动，主观恶性较小" 的辩护意见。对此，公诉人反驳称，我国针对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设有 "四免一关怀" 政策，包括免费抗病毒治疗、免费咨询检测、遗孤免费就学、孕妇免费阻断治疗，以及对生活困难者提供救助。王某在六年里从未向社区或疾控部门申请过任何帮扶，反而选择以违法方式谋生，其行为并非 "被迫"，而是对法律与他人健康的漠视。
审判长在总结时指出，传播性病罪的构成要件在于 "明知患有严重性病而卖淫、嫖娼"，艾滋病属于我国法律明确规定的 "严重性病" 范畴，王某的行为已完全符合该罪的构成要件。即便其未实际造成陆某感染，也不影响罪名的成立 -- 法律设置此罪的目的，在于预防性病传播，保护公众健康，而非仅在造成实际损害后才予以惩戒。
最终，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六十条 "明知自己患有梅毒、淋病等严重性病卖淫、嫖娼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 的规定，当庭作出判决：被告人王某犯传播性病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个月，并处罚金 2000 元。
听到判决结果时，王某低着头，长发遮住了她的面部，只能看到她的肩膀微微颤动。在法警将其带离法庭时，她转头看了一眼旁听席，没有说话。
陆某并未出席庭审，他在 2024 年 12 月完成第二次复查后，便离开了东莞，返回老家工作。办案民警后来通过电话回访时，陆某表示："现在每次出门都会格外注意，再也不敢碰这种违法的事了，也会提醒身边的朋友，健康比什么都重要。"
东莞市疾控中心在案件审结后，也加强了对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随访管理力度，通过社区网格员、志愿者联动，对失联感染者进行逐一排查，同时在辖区内的娱乐场所、出租屋集中区域张贴宣传海报，普及艾滋病防控知识与相关法律责任。在东莞某社区的宣传栏上，一张印着 "知晓病情是责任，守护健康是义务" 的海报前，不时有居民驻足观看，讨论着这场因 30 元交易引发的法律与健康警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