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法律的脚步，似乎还没完全跟上这种变化。
在传统的工伤认定里，"工作岗位"往往被狭义地理解为公司的写字楼、工厂的车间。一旦你踏出那个大门，哪怕你抱着电脑在星巴克加班，或者像孔某这样在出租屋处理数据，都很难被认定为"在岗"。
这就造成了一个巨大的悖论：企业享受着员工"随时随地"工作的红利，却不用承担员工"随时随地"过劳的风险。
更有意思的是，孔某是劳务派遣员工。这种用工模式，本身就带着一种"隔离"的意味。出了事，用工单位和派遣单位互相踢皮球，劳动者就像个没人疼的孩子。
家属现在已经申请了行政复议。这是一场艰难的博弈。
他们要证明的，不仅仅是孔某死了，更是要证明孔某是"累死"的，是在"工作"中倒下的。
这让人想起了之前那个类似的案例，也是在家加班猝死，最后法院认定是工伤。理由是：居家办公期间，有充分证据证明是在处理工作，且明显占用了休息时间。
孔某的案子里，那些深夜的聊天记录、那些行驶轨迹、那些未完成的KPI，能不能成为刺破"不予认定"这层窗户纸的利剑？
我们不知道。
但我知道的是，37岁的孔某再也醒不过来了。他留下的，是年迈的母亲，是悲痛的姐姐，是一个因为"白发人送黑发人"而陷入绝望的家庭。
如果连这样高强度的工作、这样明确的过劳轨迹，都无法换来一纸工伤认定，那"视同工伤"这四个字，对于千千万万个在深夜里独自加班的打工人来说，是不是太奢侈了？
法律应该是刚性的，但也应该有温度。当"工作岗位"已经延伸到了卧室、延伸到了手机屏幕、延伸到了每一个深夜的焦虑中时，我们的保障体系，是不是也该跟上这一步了？
孔某的遭遇，不是一个个案，它是悬在每一个"打工人"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