宠信方面，咸丰帝对慈禧的召见频繁，赐礼厚重。皇帝不时对她亲近赐宴、赏赐锦缎、珠玉、飾物。宫中流传着咸丰帝对她有"宠她胜过众妃"的现象。
她日趋成为皇帝亲近之妃，与普通妃嫔有显著区别。她在日常宫廷生活中可能承担皇帝日常陪伴、读书、抚慰、代奏折、与政事相关的边缘参与等角色。这种日常亲近加深了皇帝对她的信任与感情。
她在宫廷中的存在不仅仅依附在妃嫔名号，而是一种近乎"内宫重臣"的依附关系。皇帝若有烦忧、宫廷若有难题，她可能比普通妃嫔更早被召问。她的建议和态度在朝政、宫务之间被皇帝部分采纳。正因如此，她获得的宠信不是一时之宠，而经过日久积累、制度加固、角色渐变的结果。
在这天地之间，她把自己一步步从选秀女子，炼成后宫有权势角色。她没有急于取宠，没有冒然求权，而是稳扎稳打、生子为本、礼法为守、亲近为基、处世为径。
在她宠信升高的时期，容貌、才艺、性格、机智、陪伴、子嗣角色，多种因素共同作用，最终使她在后宫脱颖而出。
权力的翻盘
咸丰十一年（1861年），皇帝在承德行宫病逝。
朝廷留下遗诏：由顾命八大臣辅政，辅佐年幼的同治帝。顾命八大臣中以肃顺为首，掌控朝政实权。朝堂之上，权力转换进入危险边缘。
就在朝班力量尚未稳定之际，慈禧感知时局。她与慈安太后暗中联合恭亲王奕訢，谋划夺回实权。夜深宫中密语交换、信使传递、图谋布局。最终，她发动辛酉政变，诛杀或罢黜顾命八大臣，夺回政权核心。史称"辛酉政变"。这场翻盘是权力竞逐的关键节点。
政变之后，两宫太后共同垂帘听政。慈禧与慈安并驾，共同治理朝政。顾命八大臣被清除，朝局重新洗牌。恭亲王奕訢出任重要辅政角色，成为朝中核心辅佐力量。慈禧参与人事、奏折、政务的介入显著增加。
此后数年，同治帝尚年幼在位，天下大政由两宫太后主掌。慈禧在这一期间不仅是妃嫔，更是王朝核心运营者。她开始涉猎军机、诏令、吏部事务、外交往来。她在幕后操持机务，常有决断权。朝廷大臣需经过她同意方能通行。
在垂帘听政期间，她倡导改革、整顿吏治、重用汉臣。她与恭亲王、曾国藩、李鸿章等汉族重臣合作，以加强清廷实力。她在局部军事镇压、洋务引进与内政整顿上都有实绩。
两宫听政格局持续约二十年，直到慈安逝世后，慈禧一人独揽大权。那时，她在宫廷和朝野中已形成不可动摇的权力中心。她从后宫位置跃升为政治核心，她的地位获得朝野同时认可。
晚清的操控者
慈禧成为实际掌权者后，她的天下版图在她手中逐步绘制。她深知权力运作之微妙，开始建构自己的权术网络。她不再仅依靠宠信，而要建立政治根基、信用系统、人员布局。
在她掌权初期，她重用恭亲王奕訢为辅政重臣，使其处处代表两宫太后。恭亲王在宫外、京城与各地藩镇间穿梭调度，成为慈禧的代理人。她在朝中设置"中枢"制度，诸如机务处、内务府、军机处，都纳入她的控制网络。奏章与大诏多需经她同意。
光绪年间，慈禧进行多次政变与权力调整。她发动戊戌政变，将光绪帝几乎架空，囚禁在瀛台；她又在甲申年罢黜恭亲王奕䜣的权势，进一步强化自己对朝政的直接把控。她在这一系列变动中，表现出手段果断与布局谨慎。
她对外也展现了强硬姿态。在清末面对西方列强与内乱起义时期，她在外交、军备、洋务政策上多次干预。她主张强国自强，引入洋务派技术与军事现代化；她在镇压起义、平定叛乱时亲自参与调度。她的统治方式不再局限于后宫，而是扩展到国家运作层面。
晚年，她的权势几乎无人制约。光绪帝成年后企图亲政，但她通过权术、宫廷政治、人事控制确保自己的主导地位不被削弱。直至她去世那年，她仍是清廷中最具实权的人物。
从入宫少女到权力中心，慈禧的道路跨越封号生子、政变夺权、垂帘共治、独揽政权数十载。她用政治技巧、宫廷布局、命运契机，将自己从后宫"宠妃"转为帝国实质统治者。
她的权术网络由亲近妃嫔、太监、恭亲王、密折系统组成。其统治框架由变法、镇压、外交、制度改革交错构成。她一生中多次发动政变、调整人事，都表明她不仅仅依靠宠信，而以权谋术为基，精于掌控与运作。
在那漫长岁月里，她的力量与影响已远远超出一名妃子的范畴。她既是政治人物，也是权力象征，是晚清的权轴，她书写的，不是后宫传奇，而是帝国晚期的政局版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