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拉伯之春"过后的"阿拉伯之冬"
在现代民族国家建立后，为应对内忧外患的形势，多个阿拉伯国家盛行强人政治。突尼斯前总统本·阿里执政23年，埃及前总统穆巴拉克与也门前总统萨利赫执政分别长达30年和33年，而利比亚前领导人卡扎菲执政甚至超过了40年。叙利亚自建立共和国以来，由阿萨德家族长期统治，前总统哈菲兹·阿萨德执政30年。他2000年6月去世后，总统之位由其次子巴沙尔·阿萨德继承。
虽然这些国家都曾在一段时期内维持了政治稳定，但强人长期执政也成为诱发新动荡的制度性根源。"强人与人民间存在一种'家长式关系'，"巴勒斯坦评论员达贾尼分析称，"强人将中东社会复杂的民族、教派、部落等分歧看作对稳定社会秩序的威胁。"这些统治家族对国家权力及财富的封闭式垄断，滋生了滥用权力、生活腐败堕落等问题，社会阶层逐渐固化，贫富差距日益悬殊，普通民众的生活条件长期得不到改善。
2010年底，突尼斯一名失业青年在绝望之中自焚抗议，很快引发大规模街头抗议和骚乱，并迅速蔓延至突尼斯全境以及多个阿拉伯国家。一系列被西方称为"阿拉伯之春"的社会动荡以草根群众为主体，最终推翻多个强人主导的国家政府。
然而，在一些发生剧变的国家，强人政治的终结反而造成权力真空，引发国内不同派系围绕权力再分配的争夺，这些国家陷入持续的内战与动荡之中，导致国家重建之难。哈佛大学中东问题专家诺亚·费尔德曼曾分析称，"阿拉伯之春"这一乐观的称呼使人们产生了一种错觉，即民主正在整个地区积极蔓延，但实际上它"没有带来什么好处"。
在很多分析人士看来，"阿拉伯之春"后，中东地区的"主要玩家"可以说是经历了"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的过程。以利比亚为例，在美国武力干涉利比亚内政并最终使卡扎菲政权被推翻后，利比亚国内不同派系间对资源和权力的争夺愈演愈烈，于2014年爆发"二次内战"。利比亚形成"两个议会、两个政府"的局面，民族团结政府控制首都的黎波里及西部领土，以哈夫塔尔将军为首的"国民军"则控制中东部领土，两派都得到外部势力支持，无休止的混战给利比亚国民带来深重的灾难。
叙利亚自2011年爆发反政府抗议后国内形势急转直下。在外部势力渗透的背景下，叙利亚内战迅速演化为一场多国参与的"微型世界大战"。《国家利益》杂志网站刊文称，多年来，评论人士一直将叙利亚的冲突称为"代理人战争"，认为外部大国对冲突产生了重要影响，但也有反对声音称美俄等外部势力的参与程度被夸大了。尽管存在不同意见，但叙利亚当年中东强国风采如今已不再见、民众饱受战争之苦确是事实。
突尼斯的改革被一些西方媒体称为"实现民主转型的成功故事"，然而卡塔尔半岛电视台将其描述为"不完整的革命"。在本·阿里政府被推翻后，突尼斯按照西方代议民主制进行改革，但民选的总统与代表议会的总理之间时常产生尖锐矛盾。总统受制于制度设计经常无法兑现诺言，总理因受到总统与议会的制约无法放开手脚。突尼斯至今经济发展缓慢，民众关切的高失业率与高通胀率问题也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
令人深思的是，埃及在穆巴拉克时代终结之后重回强人政治模式。相比上述几个国家，埃及目前的塞西政府在维持政治稳定方面做得较好。"阿拉伯之春"整体上似乎并未给中东地区带来新的改革道路与有效的治理制度，大部分国家因陷入冲突与动荡导致国力衰落。
国家关系错综复杂，"像一碗意大利面"
英国《经济学人》杂志网站近日刊文称："如果你绘制一张关于中东地区谁在向谁开火的示意图，它看起来会越来越像一碗意大利面。"这一形象的比喻表明，中东动荡不仅源于一些国家的内生问题，也与该地区错综复杂的国家间关系有关。在历史上，中东的帝国统治从未真正深入首都之外的边远地区。基于不同部落、教派和族群的多层认同，民众对国家认同感较弱，也导致中东国家政治版图的碎片化。另外，受殖民者"分而治之"政策影响，中东国家间经常存在领土与资源争端，甚至一些民族被强行分割在不同国家内（如库尔德人），这也是该地区冲突不断的重要原因。
比如黎巴嫩在1943年宣布独立后，叙利亚认为黎巴嫩应是"大叙利亚"的一部分，因此一直存有统一黎巴嫩的意图，但遭到黎基督徒的强烈反对。海湾地区的6个阿拉伯君主制国家都是在原部落与地域认同基础上形成的国家，国家利益至上原则导致这些兄弟国家间的对外政策存在较大差异且矛盾尖锐，历时3年多的卡塔尔外交危机就集中体现了阿拉伯国家内部关系的高度不稳定性。
此外，非阿拉伯大国能够凭借泛伊斯兰及教派认同对某些弱小的阿拉伯国家形成不对称的影响力，使得地区关系更趋复杂。比如伊朗以什叶派与泛伊斯兰认同为基础，对伊拉克什叶派民兵组织、黎巴嫩真主党及叙利亚巴沙尔政权都保持着强大的影响力。而一些域外大国，特别是美国利用中东地区的固有矛盾，过度渲染伊朗及"什叶派之弧"的威胁，比如发布年度"伊朗军事实力"评估报告渲染伊朗军事威胁等，此类行为进一步恶化了中东地区原有的安全困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