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美国因素"和"南海因素"将使马科斯政府时期的中菲关系更趋复杂和艰难。马科斯政府上台一年多来，菲美关系全面恢复并加强，两国安全合作的深度和广度远超阿基诺三世和杜特尔特时期。而从马科斯的家族背景、部分内阁要员的"亲美"倾向以及决策团队对外政策取向等因素综合分析，寄希望于马科斯政府未来短时间内回归正轨似乎不太现实，保持中菲关系友好稳定和以谈判磋商方式管控中菲南海争议等面临诸多挑战。
第四，"准则"磋商进入没有"浮标"的深水区，有关各方越来越难以"求同存异、相向而行"。去年7月，中国-东盟外长会议确定3年完成"准则"磋商的新目标，但磋商过程中涉及域内域外利益攸关方的分歧和矛盾已经开始逐步显现。尤其当磋商涉及"准则"的性质、适用范围、第三方利益、其与《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的关系、执行机制、《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地位等议题时，试图让中国和东盟十国达成一致意见的难度也是不言而喻的。
第五，南海认知战和话语权争夺将成为各方较量的新焦点。随着南海海上形势再度趋紧，中国与域内外国家围绕"南海争议的实质""谁是南海的麻烦制造者""中国南海权利主张的合法性""谁在南海搞军事化""仲裁裁决的拘束力"等问题的交锋，料将成为新一轮南海话语叙事构建主导权争夺战的焦点。
面对南海形势的新特点、新挑战、新任务，中国既要有为南海地区安全和稳定注入动力、贡献中国方案的智慧与耐心，也要能以维护南海和平稳定为目标、以捍卫自身南海权利和主张的能力建设为导向，以新思维、新手段应对侵蚀中国南海权利和主张的各种挑衅行为，对违背《南海各方行为宣言》承诺、破坏"南海行为准则"磋商气氛的搅局乱象及时出手，必要时敢于亮剑。本世纪以来南海形势发展演变的历史和现实给我们的一个重要启示，就是南海的长治久安仅靠中国单方面的克制与忍让是无法实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