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评论 | 从全国首例判决到"隐形加班按劳取酬"，还有多远？
在今年的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工作报告中，提到一起利用微信等社交软件工作牵出的"隐形加班"案件。案情显示，李某所主张的加班内容系其下班后，在微信或者钉钉等软件中与客户或者同事进行沟通交流付出的劳动。法院审理后认为，李某工作内容具有周期性和固定性的特点，有别于临时性、偶发性的一般沟通，应当认定构成加班，据此判决某公司向李某支付加班费3万元。该案是全国首例在裁判文书中明确"隐形加班"问题的案件。
被冠以"全国首例"的这一案例，其实并不是第一次进入公众视野。此前，基于不同的报道口径、解读框架，本案就曾轰动一时。而最近，该案之所以被"旧事重提"并且热度不减，显然是因为地方司法机关以案说法的阐发和引申。我们知道，个案判决及其背后的论说，是实现规则具象化、提高法律介入力的重要路径。法律系统发挥社会调适功能，往往也是一个从特殊到一般的过程。
全国首例在裁判文书中明确"隐形加班"问题的案件，这无疑是特殊个例。从中总结和提取出一套针对性的价值范式和技术策略，便是将之一般化、普遍化。本案之所以在业界、学界和网络舆论场均为人称道，就是因其堪称能动司法的典型样本：对于客观存在而法未提及的"隐形加班"现象，审判机关没有回避问题，也没有采取曲线策略"转换矛盾"，而是穿透现象看本质，直指核心、开宗明义。这种"专业担当"，对贯彻依法保障劳动者权益，至关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