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乌冲突爆发后，美国寻求中东国家配合谴责、制裁俄罗斯，并在石油生产方面服从美国要求的政策努力化为泡影，中东国家的战略自主性不断增强。十分值得注意的是，在拜登对巴勒斯坦的象征性访问中，美国除恢复对巴勒斯坦的援助外，根本无意推动重启以中东和平进程，对于以"两国方案"为基础政治解决巴勒斯坦问题可谓既无力更无心。与此同时，拜登政府却十分热衷于继续推进"亚伯拉罕协议"，并在特朗普政府时期巴林、阿联酋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的基础上，实现摩洛哥、苏丹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
为在减少投入的情况下维持在中东的霸权，美国还极力对中东国家与中国的合作制造障碍，但未能阻止中国与中东国家合作的扩大，相反中东国家积极接受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中国在中东地区和解过程中发挥了为地区国家所乐见的重要建设性作用。相对而言，美国提出的"中东四方机制"（美国、阿联酋、以色列、印度）、"印度-中东-欧洲走廊"计划等明显具有排他性地缘政治色彩，都是功利性、局部性、应对性很强的举措，在本质上也缺乏可持续性，更难以在地区安全和发展中提供持续有效的公共产品。
展望未来，美国中东政策的局限性将更加突出。一是矛盾性，即减少战略投入与维系中东霸权之间的核心矛盾；二是被动性，华盛顿中东战略已缺乏主动战略谋划的动力，更多是被动应对，缺乏系统性和全局性；三是交易性，美国更多采取利益交易实现其利益；四是破坏性，美国中东政策的建设性作用不断缩小，破坏性作用则十分突出；五是不可持续性。上述特征决定了美国中东政策很难持续。
总之，美国的中东政策愈发呈现出消极属性，其对中东事务已很难再发挥权威性引导作用。在新一轮巴以冲突中，美国除表达对以方的支持并通过增加军事进行威慑外，并未在斡旋冲突、危机解决方面发挥系统的建设性作用。伴随局势的演进，美国"新中东"战略构想支离破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