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转变的影响是全方位的。例如，美国作为一个拥枪大国，其民用市场的前三名子弹供应商并非本国企业，而是意大利、秘鲁和塞尔维亚的公司。甚至在疫情期间，中美贸易的影响导致美国国内出现子弹短缺的情况。
疫情进一步加剧了这一问题。工业生产依赖于大量熟练劳动力，而美国面临的问题在于劳动力不足且老龄化问题严重。这导致新冠疫情期间，美国工业生产遭遇重大打击，出现劳动力短缺和供应链断裂的现象。
例如，华盛顿号的换堆大修被延长至近6年，这直接反映了劳动力和供应链的问题。同样，在俄乌冲突爆发后，美国向乌克兰大量援助武器装备，也使得供应链问题蔓延到各军兵种。
标枪反坦克导弹就是一个典型例子。这种导弹的采购单价从冲突前的24万美元暴涨到了40万美元，几乎和最新的AIM-9X响尾蛇导弹价格相当。至于155毫米炮弹等消耗品，美国甚至需要依赖韩国代工。
相比之下，中国作为世界第一大工业体系，在疫情的影响下也受到了冲击，但并未影响到国防工业在当前阶段的整体产能和未来发展潜力。例如，达利安造船厂同时建造5艘052D驱逐舰的能力，以及在弹药产量上的潜力，都体现了中国工业的强大。
这也是为什么美国方面如此关注中俄在军事领域的合作。他们清楚地认识到，一旦中国向俄罗斯提供武器弹药，那么美国对乌克兰的支持将显得微不足道。
尽管五角大楼有意增加国内国防工业规模，但能否实现却是另一回事。重建产业链需要时间和连贯的政策支持，而在当前的政治环境下，美国缺乏这样的稳定性和长远规划。因此，即便美国拥有"核动力印钞机"，这些资金也无法直接转化为所需的武器和弹药。
随着《政客》对五角大楼内部报告的披露，美国在全球工业竞争中的处境变得日益明显。这份报告暴露了美国国防工业面临的重大挑战，特别是在与中国的工业能力比较中显得尤为逊色。美国的国防工业，曾是全球的领头羊，现在却在核心领域面临着来自中国的强劲竞争。
这种工业能力的差距并非一朝一夕形成。自从苏联解体后，美国逐渐降低了对国防工业的依赖，转向金融和服务业驱动的经济模式。这种转型导致美国在一些关键工业领域的能力大幅下降。如今，面对国际政治和军事格局的变化，美国发现自己在关键的国防工业领域已落后于中国。
中国的工业能力在过去几十年里有了显著的提升。在诸如船舶制造、航空航天和武器系统等领域，中国已经展现出强大的国际竞争力。达利安造船厂能够同时建造多艘高级战舰，就是中国工业能力强大的一个明显标志。而相比之下，美国在类似的领域中的能力则受到了去工业化的影响。
在疫情冲击全球供应链的背景下，美国国防工业的脆弱性变得尤为明显。这不仅影响了美国军事装备的生产，也暴露了其在全球军事竞争中的潜在弱点。例如，美国援助乌克兰的标枪反坦克导弹价格的飙升，以及对外国代工的依赖，都反映了美国国防工业的深层次问题。
五角大楼的报告虽然提出了加强国内国防工业规模的目标，但实现这一目标面临诸多挑战。首先，重建产业链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需要时间和巨大的资源投入。其次，美国目前的政治环境和政策不确定性，也给这一目标的实现增加了难度。即使美国有意通过投资重建产业链，但在不稳定的政策环境下，这些努力可能无法获得长期的持续。
从更广泛的角度看，这一局势也反映了全球军事力量和工业能力的重新分布。中国的崛起不仅是军事上的挑战，也是工业能力和经济实力上的竞争。美国在维持其全球军事优势的过程中，不仅要应对中国的挑战，还要应对自身工业基础和产业链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