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作家访谈 | 孙甘露：没有读者，写作只完成了一半
作为中国最重要的文学奖项之一，茅盾文学奖由中国作家协会根据茅盾先生遗愿设立，旨在鼓励优秀长篇小说创作、推动中国社会主义文学繁荣发展。四十余年来，茅盾文学奖高扬社会主义文艺思想，引领时代风气之先，持续奖掖中国当代文学杰出作家作品，见证了中国当代文学恢弘的发展历程。2023年8月11日，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揭晓。杨志军《雪山大地》、乔叶《宝水》、刘亮程《本巴》、孙甘露《千里江山图》、东西《回响》5部长篇小说获奖。我们将陆续推出五位获奖作家的访谈，敬请关注。
孙甘露：没有读者，写作只完成了一半
△《千里江山图》，孙甘露著，上海文艺出版社2022年4月出版
《千里江山图》的故事发生在1933年的上海，那一年茅盾在上海出版了他的长篇小说《子夜》；90年后，《千里江山图》获得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某种意义上，正如本届茅奖另一部获奖作品的名字所示，文字穿越时间，以上海这座城市空间为基点，交织形成一种"回响"。
1930年代的上海波谲云诡，当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定都瑞金，然而党中央却仍设在大城市上海，与江西、福建等地的农村根据地相距遥远。应运而生的中央红色交通线，把上海与瑞金联系起来。现在，上海到瑞金，直达动车只需11个小时，但在当时，却必须绕道香港，经广东汕头、大埔，闽西永定、上杭、长汀，抵达目的地江西瑞金，水陆并用，辗转约3000公里，这条中央红色交通线在1930年代，连接起党中央和苏区，成为重要的红色命脉。孙甘露正是在前几年偶然得知了当时发生在这条红色交通线上的一个重要的秘密转移行动。
这段历史触动了孙甘露，他正是以这段历史为背景，建构了《千里江山图》的故事。评论家何言宏认为《千里江山图》是孙甘露从早期先锋小说的激进实验十分自觉地向传统写实逐步"妥协"和"返回"的结果，他已经在实际上"破坏"或瓦解了读者心目中和既往的文学史叙述中其先锋形象的"稳定架构"。
《千里江山图》甫一出世就引发了众多热议，并打上了许多标签，诸如"先锋作家"的转身一类，不过关于自己被冠以"先锋作家"这一称呼，孙甘露曾有过有趣的回应："其实先锋派这些帽子都是别人给戴的，然后时间长了，人家老是这样说，一开始反正也无所谓，但时间长了以后，人家说你不接话，好像也不大礼貌。"也许从中我们可以窥见孙甘露的某种开放性：不给自己既定的定义，也就不会拘泥于既定的范式。
无论是对待具体作品的写作还是一般意义上的写作，孙甘露总是怀抱有一种初学者的心态，这种心态促使他不断地去尝试和探索。他并不想局限在形式的内部（其实从这点也许我们还能窥见他的所谓"先锋"内核），这段历史本身就是如此紧张、精彩，充满张力，孙甘露希望能为他的故事寻到一个最合适的承载，于是就有了"间谍小说"的壳。
孙甘露用他"最精粹的书面语"建构了一个精彩绝伦的"谍战故事"，不过，仍有学者认为《千里江山图》表面上是在讲一个谍战故事，作者的用意却在于聚焦20世纪30年代上海，以怀旧抒情的方式，延续先锋小说语言实验的传统，借助叙事圈套的小说技法打造小说迷宫。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也许孙甘露从未"转身"，他一直在走着一条不变的道路，无论他的身份是邮递员、先锋作家还是文学活动家，他顺应时代披上不同的世俗"身份"，但内里始终坚守着某些超越世俗定义的理想。
孙甘露曾说，他将人生看作一次长假，根本不想建功立业，写作上也是这样，写作应该在尽量松弛的状态下进行，如果写作成了一种世俗衡量的功业，那么放弃它也决不可惜。距离上一次孙甘露的长篇小说《呼吸》出版，已经过去20多年了，也有人曾问过孙甘露是否为此感到不安，孙甘露是不介意外在目光的，因为他的写作不为"外物"，他说自己能坦然接受长期的写作空白期大概就表明了这样的态度。
在极少写作的时期，他忙碌于组织各类文学活动、处理作协的事务、担任文学杂志的社长。在各类事务类工作中，我们仍能看到孙甘露写作中开放与探索的理念再次显现。他组织策划的思南读书会，可以说成为了文学活动的标杆；由他主编的上海作协第一本选刊《思南文学选刊》也打破了许多定式，无论在设计、栏目还是选稿方面都体现了开放性。"卓越而优美的当代汉语"，是《思南文学选刊》的一句宣传语，大约也是孙甘露的心声与追寻，正因如此才有了王朔的评价"他的书面语最精粹"。不仅仅是汉语，对于作协的事务性工作，他也追求最原初最精粹的意义。在他看来，作家默默地写作而没有读者的话，写作只完成了一半，在文学与出版式微的一段时间，他参与到作协的组织工作中，与大家共同努力，让文学与阅读再次成为大众心中一个有意义的重要事件。
也许这是孙甘露再次出发的原因，写作的另一半已经铺就，他再次来到花园里那条小径分岔的路口，走入文字的幽径。
对谈|势比人强，看似是个人的选择，实际上是时代在推动你
△孙甘露，中国作协主席团委员、上海作协副主席、上海文联副主席、华东师范大学中国创意写作研究院院长，上海国际文学周、思南读书会总策划。著有《信使之函》《访问梦境》《呼吸》等，《千里江山图》获得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
Q1.《千里江山图》这部作品的写作经过？
孙甘露：想以《千里江山图》这个题目来写一部小说，大概有近20年。当时和几个杰出的画家、艺术家朋友--南京的画家徐累和还有上海的孙良--在一起聊天的时候说起绘画史的掌故。有历史上的、传说的，也有关于上海的，里面有些内容后来被写到了《千里江山图》里。那是很多年以前，我的心中有了"千里江山图"这个题目，但是具体要写什么，我是不知道的。直到一年多以前出现了一个契机，我了解到关于上世纪30年代初一次转移行动--党中央从上海转移到瑞金。这是历史上非常隐秘但又非常重要的一个行动，从上海到瑞金的直线距离，大概就1000多公里，但在当时它必须绕道香港，从上海、广东汕头再回来，这样走的话就是3000多公里。我觉得这个"千里江山图"的书名正好能够跟这段历史契合，《千里江山图》的故事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展开的。
Q2.《千里江山图》的写作在材料方面做了哪些准备？
孙甘露：我觉得有三个方面。第一个就是故事的主要空间--上海这个城市的信息与资料。我出生在上海，一直就在这里生活，没有长时间地离开过。因此我对上海有一个非常感性的、直观的了解和认识。书中的很多地点对我来说太熟悉了，实际上就来自我读书的路线。四年时间里，我从澄衷中学也即我的母校开始，沿着现在的唐山路，经过公平路/唐山路路口，一直到下海庙，然后一路沿着提篮桥监狱的围墙，后经过书中描写的陈千元租住的地方，穿过霍山公园，一直到临潼路、再到榆林路，这就是我上学回家的路线。
第二个就是档案资料，前期准备的时候，上海文艺出版社为我安排了去龙华采访，龙华纪念馆也给我提供了大量的资料。
第三个方面是对相关历史专家的采访。这个故事最初是听上海党史办原主任徐建刚先生说的，他对这段历史非常熟悉，曾经做过一个讲座，专门讲这段历史，这段历史本身非常精彩，想都想不出来，编也编不出来，小说写出来我觉得难以道其万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