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在第二轮总统辩论中，米莱不尽如人意的表现也引发争议。面对马萨的不断逼问，米莱忙于辩驳，错失了质问对方的机会。不过，最终的结果证明，阿根廷选民并没有被官员和舆论牵着鼻子走，他们反而更加拒斥主流政坛代表的所谓稳定、团结的说辞。素来激进的阿根廷人依然做出了激进的选择。
庆祝活动结束后，米莱与马克里和布里奇会面。
选择破局的阿根廷人
这是阿根廷人最为迷茫的一次大选。本届总统大选的投票率创下民主化以来的新低：8月初选的投票率刚刚超过70%，刚刚结束的第二轮大选，投票率升至76.3%，相较之下，2019年大选的投票率达到80.47%。
和四年前相比，本届选举最重要的特征之一是，选民不再对更好的未来抱有希望，不再对政府能有效解决问题抱有期待。
事实上，费尔南德斯之所以能赢下2019年大选，同样是由于选民对时任马克里政府不满。但至少那时，基什内尔主义还没到穷途末路，费尔南德斯仍有让经济重整旗鼓的号召力。
四年过去，阿根廷的经济状况甚至比马克里执政时期更糟糕。根据阿根廷官方数据，在费尔南德斯执政的四年间，阿根廷的累计通胀率达到惊人的814%，这意味着阿根廷平均物价翻了8倍多。阿根廷人选择米莱，也是在选择破局。
米莱在第二轮总统辩论的开场白中说得很直白："我是经济增长方面的专家，我知道该怎么创造就业，我知道如何解决贫困和赤贫。最重要的是，我知道如何消除通胀这个癌症。"
对于那些坠入贫困的人，尤其年轻人来说，这句话可谓正中下怀。前总统马克里在选举后表示，"我祝贺哈维尔·米莱勇敢地代表了阿根廷人心中前进和繁荣的意愿，他知道如何倾听年轻人的声音，以及数百万被忽视和贫困人民的疲惫。"
竞选集会上，支持米莱的年轻人。
米莱的胜利，恰恰因为他抓住了年轻人的痛点。据阿根廷《民族报》观察，在那些将街区围得水泄不通的为米莱投票的人群中，大部分是年轻男性。
当他胜选后，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市中心，数百名米莱的支持者鸣响喇叭，一些人更是放烟花庆祝。来自萨尔塔省的大学生维韦罗斯说："我们来到这里，是为了庆祝这一历史性胜利，我欣喜若狂。米莱代表改变，变得更好。如果是马萨，我们就没有未来，但现在，我们的未来已经回来了。"
从这个意义上说，米莱和博索纳罗不无相似之处--这一代年轻选民切切实实看到了左翼的失败和式微。尤当他们进入就业市场，却面临着惨淡的局面。正因如此，他们倾向于选择更激进的候选人，而不是走着下坡路的基什内尔主义。
在阿根廷，历史似乎陷入轮回。基什内尔主义的兴起，是当时的阿根廷人向新自由主义说"不"的结果，而在20年后，基什内尔主义被新一代阿根廷人送出了历史舞台。
2001年，阿根廷经济体系陷入全面崩溃，大多数银行丧失支付能力、资本大量外逃、政府债台高筑，金融危机导致大量失业、整个社会陷入严重动荡，直接导致时任总统费尔南多·德拉鲁阿辞职。此后，阿根廷在短短12天内连换5任总统。
2001年，时任阿根廷总统德拉鲁阿被迫辞职后乘直升机离开总统府玫瑰宫。
到了2003年12月，内斯托尔·基什内尔就任，该国的经济改革和重建才正式开始。基什内尔的上台，一方面是应对已经发酵的社会政治危机，一方面是庇隆主义阵营需要一名强有力的候选人对抗来自右翼的前总统梅内姆。梅内姆任内曾将阿根廷货币汇率与美元绑定，带来了经济增长，但其大量举债也为后来的金融危机埋下伏笔。
因此，基什内尔主义的基本方针除了传统庇隆主义的高福利、大政府，其更鲜明的特点是对往届新自由主义政府的否定。这一特点在克里斯蒂娜·基什内尔执政期间演化成政治上与保守派对立、经济上更依赖于市场。
值得一提的是，在拉美，新自由主义的意涵与传统定义下的自由市场有微妙差异。拉美政策分析师、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博士候选人武琪（María Haro Sly）向《凤凰周刊》解释说，"在拉丁美洲，新自由主义是指公共资源向跨国私营公司的全面转移。一般来说，这意味着国家要承担更多债务，特别是与任何单一发展项目无关的西方金融债务，这也是政客为了投机的体现。"
基什内尔主义成功挑战了保守派政府，使得阿根廷的经济增长重回正轨，这让社会吃下一颗定心丸。内斯托尔·基什内尔执政期间，阿根廷的贫困率从62%降至35%，失业率从19.7%回落至8.5%，国内生产总值（GDP）则有年均8%到9%的增长。
2007年，内斯托尔·基什内尔和克里斯蒂娜·基什内尔。他们曾长期轮流执掌阿根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