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鸣表示，"该不该赔偿这个问题我认为没有争议，如何赔偿是不是能有更好的方式，比如参照当年的人均工资等等。"
刘青水至今遗憾，因为父亲案子的影响，当年他只能到农业社干活，而不能上高中。他的同学里，许多人后来考了大学，有人去了医院工作，有人在学校当上了校长，混得最好的一个，成了市级干部。
过去还在做买卖时，他觉得自己也不差，"他们不小看我。"这些事业有成的老同学们拉了个微信群，把他也拉进去了。可现在呢，老同学们也退休了，还能被人尊敬地喊着这总那总，退休工资每月能领一万多元。免不了产生对比，如今，他只是一个在家带孩子的老头，每月退休金只有一百来块。"但我当时成绩比他们都好。"他很久不在微信群里说话了。
妻子一直不太支持他。从2018年重新开始申诉后，他前前后后在案子上也花了十几万，其中有被骗的，他找"媒体"报道，对方告诉他得先交钱。还有各种人情来往，刘青水有点不好意思地说，"托人办事，得请吃个饭啊。"妻子认为，官司打来打去，只会是同一个被驳回的结果，根本不会有回报。刘青水也不辩驳，只是不怎么和妻子说申诉的事了。
三个孩子倒是不阻止他申诉，他们从小就听父亲讲过爷爷的案子。但刘青水也不敢和孩子们要钱打官司，"他们有自己的家庭。"他只能偶尔打零工，或者靠弟弟借些钱，一年一年地坚持着提出申诉，要求赔偿和道歉。
他对父亲其实没有更多记忆了，"他去世的时候我才4岁。"家里也没有遗物，父亲死前只留下一张照片，是和大姐的合影，文革时期，唯一的照片也被烧了，"我和弟弟就不记得父亲的模样。"刘青水对父亲的印象只有那桩"冤案"，他听老人说父亲当年被绑在广场的柱子上，公开枪决；他听母亲反复诉说父亲的冤屈；2011年他为父亲重新立墓碑，写在碑上的也只有那桩案子。
有人跟他说过，算了吧。他头一扭，嘴巴抿起，"我放不下。"他曾经以为，过去的人老的老，死的死，父亲的案子似乎也会被慢慢淡忘。但前几年回到老家，村里一个青年人和他闲聊，随口提了父亲的案子。他不能接受，"年轻人怎么会知道，肯定是他家里人跟他说的。"没人在他面前说过不是，但背地里呢？他不敢想象。他认为，只有成功获得国家赔偿，再次替父亲证明无罪，事情才能最终被解决。
他还在准备继续上诉。刘青水没有什么爱好，同一个小区的老头常会聚在一起唠嗑、下象棋，他不想融入，也觉得没意思。他把为父亲追讨赔偿当作自己晚年最大的目标和事业，"我这一辈子就为这个家庭奉献，以前忙着挣钱，不能闲下来，我没有父亲，闲下来就没钱了。现在这事就是最大的事。"
他想过，如果上诉成功，拿到了赔偿，就在村里搭个舞台，把当年为父亲唱《窦娥冤》的剧团请回来。他会请他们重新编写一个剧目，将他这40多年为父申冤的经历全写进去，"就为唱声势嘛，让大家都知道，你看我父亲确实是冤枉了，国家还给我赔偿道歉了。"他微微眯起眼睛想象，顿了片刻，客厅的时钟在发出嘀嗒嘀嗒的声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