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总统选举之后，特朗普被永久封禁社交媒体账号，以消除其通过社交媒体的动员能力。
因此，让美国政府获得相对其他国家的特定非对称优势，让本国国内某些政治派系获得对其他政治派系和人物的非对称优势，本届美国政府的互联网自由战略已经得到比较清晰的暴露。
第二， 以美国企业无条件服从美国政府政治指令为核心特征的政商关系，是此类政策持续出台的制度基础。
私有化的自由市场经济，是美国互联网企业在全球持续打造的核心品牌，但无论是2010年的希拉里互联网自由战略，2016年选举后的政治围剿，2020年选举后的社交媒体平台猎巫式清算，又或者是现在伊朗陷入动荡时的通用许可，都显示出美式政商关系作为这类管控政策的制度基础。
美国互联网公司被绑上了美国外交的"战车"，毫不掩饰地成了外交战略工具。华盛顿在使用本国企业贯彻落实美对外战略时，最优先考虑的场景就是挑战和颠覆他国政权，鼓励和放大他国国内的政治与社会动荡，寻求将美国企业生产的软件产品，提供的软件服务，聚焦于对他国的认知塑造与操控之上。
第三， 缺乏连贯与一致的决策风格，基于多部门竞争性官僚模式的政策制定，持续强化了美国相关决策的混沌特征。
冷战结束后，伴随时间的流逝，美国给世人的一个普遍感知是战略决策和政策制定能力的持续下降。虽然美国的政策制定一直具有多部门竞争性官僚模式的显著特点，但下降速度仍给人以一种强烈的混沌感。
以美国政府对伊政策实践来看，伊朗国内无事且网络运行正常时，华盛顿对伊朗实施严格的出口管制，不要说云计算服务，就连《魔兽世界》这样的游戏都处于禁运范围之内。
等伊朗出了事、对网络进行管控之后，华盛顿就开始鼓励各种产品和服务对伊朗的出口，将出口的目标设定为"推动伊朗内部的政治动荡"，乃至"颠覆伊朗政权"，甚至还毫不迟疑地将这种出口定位为"绕开伊朗政府直接为伊朗人民服务"。
美式霸权那种不可名状的扭曲扑面而来。
不论是对于互联网还是全球网络空间来说，美国政府如此坚定地将互联网企业和社交媒体平台等当作推动"颜色革命"的工具，用这种毫不掩饰的方式，来推行像通用许可证这种象征性远高于实用性的政策，都不是什么好消息。
对被牵涉其中的美国企业而言，更是某种 "死亡之吻"。
其他主权国家今后完全可要求这些公司在进入其市场开展业务前，先"自证清白，不是美国政府的颠覆工具"。对美国政府来说，要其他国家认可和接受美国及其核心盟友拥有非对称的颠覆其他国家政权的特殊权利，更是痴人说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