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颖在上海开了一家公司，平时不用坐班，有充裕的时间在家里陪伴辅导妞妞。尽管她已经意识到女儿可能患有ADHD，要对她更有耐心更包容，但偶尔辅导作业的时候还是会情绪爆发。"A娃费妈"，曾颖说，"A娃家庭，首先妈妈不能抑郁，家庭关系和亲子关系都不能崩也不敢崩。"
女儿升入四年级后，曾颖感觉越来越吃力，"我和她（妞妞）都太累了。"确诊反而对她来说意味着一种解脱。几年折腾下来，曾颖自诩是半个"ADHD通"，"女儿班上那些同学，谁可能是'A娃'，我们能看个八九不离十，但是其他家长根本意识不到这个问题。"
2021年5月，中国首个少年儿童精神疾病患病率的流调报告发布，调研结果显示：在6岁到16岁的在校学生中，中国儿童青少年的精神障碍总患病率为17.5％，其中，流行程度最高的精神障碍是注意缺陷多动障碍，占6.4％，抽动障碍占2.5％。一个被广泛引用的公开数据是，中国有约2300万ADHD儿童和青少年患者。
"很难说清楚诊断率有多少。"北京回龙观医院临床心理科主任、中华医学会儿童和青少年精神医学专业委员会委员刘华清表示，"很多农村县城或三四线城市没有专业诊断机构，家长的知晓率不高，他们不认为这是个病，不到专业机构来看。其次，儿童精神科医师专业人员还是很缺少的。"2019年，《柳叶刀》刊发的数据显示，我国儿童精神科专业医生数量不超过500人，而美国的数据是8000人。
面对不断有人推门进来要求加号的家长，黄懿钖有些无奈。"学习困难门诊"加上黄懿钖在内只有两名医生，她们同时还要坐诊周四和周五的"心理行为门诊"，"我们也希望挂号不那么难，但专业的儿童精神心理科医生有限，短期内很难做到每天都开诊。"
刘华清不止一次指出，"对ADHD进行早筛干预实在太有必要了。"他解释说，ADHD患儿在两三岁幼儿时期就能发现，如果早筛能得到普及，就不至于将压力完全转嫁给家长，孩子也能获得更好的发展。
而现实掣肘的因素也很明显。"一是大家的重视程度问题，二是没有政策落地。"回龙观医院精神心理科副主任心理治疗师安静表示。
今年春天，黄懿钖在"学习困难门诊"坐诊，向一位家长沟通孩子情况。受访者供图
吃药还是不吃药
诊室里，一位家长试图和黄懿钖谈判，"她（女儿）太小了，能不能不吃药？"黄懿钖解释，医生会根据孩子的实际情况调整药量，尽量减轻副作用。
这是黄懿钖经常面临的难题，很多家长觉得除非孩子感冒发烧出现躯体症状才需要用药，对精神类疾病用药却非常警惕，认为可以靠"努力克服"改善，黄懿钖说，"就像近视眼要戴眼镜矫正一样，你看不清不是不够努力，而是因为眼球结构发生了变化。"
当一个孩子被确诊ADHD之后，他/她将面临的是：如果年龄在6周岁以下，他/她被建议进行干预训练，如果年龄在6周岁以上，医生通常会开出药物处方。目前国内可供选择的药物通常是两种--专注达和择思达。
药，挑动了家长们最敏感的神经。在学习困难门诊，你会发现，家长们对于带孩子看病相当积极，但面临用药时，他们普遍迟疑了。
无论是专注达还是择思达都有一定的副作用，主要表现在肠胃问题和睡眠障碍，也有人表现为情绪低落。另外，服药至少要持续一年，是否会成瘾依赖也是家长们担心的问题。
也有家长奔着药来门诊。作为被严格管控的红处方药，家长们只能持医嘱开药。他们期待这颗"聪明药"能带来质的变化，以及改善辅导教育过程中鸡飞狗跳的亲子关系。在医生向一位父亲告知孩子病情时，这位父亲直截了当地打断说"开药吧，我得先活着"。
还有一部分家庭，医生建议孩子可以非药物干预，进行感统训练，但无论是金钱还是精力，他们都难以应付。不少人来自外地，老家没有像样的感统训练培训中心，夫妻双方都有工作，抽不出太多时间陪伴孩子，服药成了最省心便捷的手段。
妞妞确诊之后，曾颖几乎是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让女儿服药。无论是学习、运动、唱歌跳舞，女儿都要慢人一步，哪怕仅仅是达到普通水平，妞妞也要比别人多花费三倍的时间。而偏偏，妞妞又喜欢制定高目标，曾颖太了解女儿了，不管付出再多，她也想替妞妞完成这些目标。
曾颖小心翼翼地保护着妞妞的自尊心，在她看来，很多A娃情况越来越糟糕也是由于他们难以完成目标，长期受挫后习得性无助，若一直缺乏正向结果激励，A娃们可能就放纵自己"摆烂"，她害怕女儿自己先放弃自己。
今年六一儿童节，学校的主持人名额空缺，模样乖巧性格活泼的妞妞受到老师推荐，妞妞兴高采烈地应了下来，但曾颖却完全开心不起来，"我觉得她疯了才去干这个，但是我能打击她吗？为了维持她的成就感，我只能一遍遍地盯着她死背，付出多少时间精力，只有我和她知道。"
"妈妈，为什么我努力了还是没有别人好？"女儿总是这样问她，曾颖的心被狠狠刺痛，"我要怎么回答呢？算了，吃药吧。"
好在妞妞的症状轻微，服用的是最低剂量，半年下来没有明显不良反应，学习时间缩短了30%~40%。但令曾颖心酸的是，女儿似乎在心理上对药物有了依赖，她告诉曾颖，这个药是她的"水晶鞋"，她不想再回到原来的状态。
"其实孩子自己也很希望当一个好孩子，就像成年人希望成为成功者一样，被认可和肯定的感受是非常好的。"安静说，这个年纪的孩子，他们得到的外界反馈评价主要是来自学业和人际交往，如果不进行治疗干预，他们在这两方面持续受挫，精神压力会更大，长期以往会产生厌学情绪，人际交往障碍，甚至诱发抑郁症、强迫症、双相情感障碍等问题。
2022年8月13日，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儿童保健中心学习困难门诊室，医生在给小朋友进行问诊。图/IC photo
被改变的家庭
"A娃"牵动的是整个家庭。沈怡的女儿可可确诊ADHD之后，只服用了两个月的药就停了。
沈怡形容，服药前的可可每天像一只快乐的小鸟，有很多自娱自乐的活动，情绪高涨时哈哈笑，家人也会被她的快乐情绪传染。服药后，可可一整天都很安静，对事情提不起兴趣。沈怡决定还是靠非药物手段改善，"哪怕慢一点。"
去年11月，沈怡给可可报了感统训练班，一周两次课，课程价格不便宜，一个月3200元。沈怡和丈夫都要上班，远在安徽老家的父母专门来到北京替他们带孩子。训练课上了四个月，自从今年3月北京出现疫情后，可可就再也没有去参加过训练。
围绕着孩子的情况，家庭也在做出调整和改变。在此之前，沈怡在北京一家互联网公司工作，加班是常态，而丈夫是体制内公务员，工作相对轻松一点，可可的学业主要由丈夫辅导，"每晚（丈夫）血压都要飙升，三天两头吼一顿，孩子哭一场。"沈怡看不过去，今年6月，她辞去工作，亲自照顾可可。
沈怡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控制自己的脾气。24小时和女儿贴身相处，因为各种小问题斗智斗勇，每天她要盯着孩子上网课，辅导作业，还要敦促女儿跳绳--医生建议女儿多运动。
沈怡不再去想长远的规划，她打算开个家庭会议，跟家人科普可可的实际情况以及商量教育方式，而她明白，这势必是一场持久战。
刘华清说，只要持续系统地治疗，效果还是很好的，这个理想状态是指孩子能正常上学和社交，和其他孩子没有什么区别，"有些孩子还很聪明呢。"刘华清说。
2022年8月16日，南京市儿童医院九楼大厅内的叫号电子屏显示"学习困难门诊"。新京报记者 李照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