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拉大学时也曾在中国做过两年交换生，毕业后，她在阿富汗一家英国开办的大学读了研究生。研究生班里一共有6名女生，现在还在阿富汗的只剩她一人，但她表示自己很理解她们的想法。"现在的她们在阿富汗没办法继续生活下去了，情况和过去很不一样，过去她们有工作。"索拉告诉澎湃新闻，"但是现在，为了一个好的未来，她们要去其他国家发展。"
驱使这些女性出走的并不仅仅是失去了糊口的生计。人们的生活中正在发生一些细微的变化，每一个行为的发生都伴随着未知的恐惧，没有人知道那道红线在哪里。
"20年前，如果一个男人没有胡子，他们（塔利班）会打死你，现在每个男人在阿富汗也要留胡子，因为他们害怕。"阿里说着，"我们开车的时候都会听音乐，但一遇到塔利班检查的时候我们就得把音乐关了，他们不喜欢我们听音乐。"
隐形的女性
阿富汗：塔利班再颁法令 女性在公众场合须戴面纱
在阿里看来，组成塔利班的成员多种多样，他们当中当然有明事理的"好塔利班"，但更多的则是从小就投身战争的人，他们从未尝试着了解城市丛林的生存法则。对此，那些已经品尝过自由滋味的阿富汗城市女性深有体会。
在讲述阿富汗女性故事的新闻网站Rukhshana Media上，一位来自喀布尔的女孩描述着自己的遭遇："我一个人走回家，拐进一条空荡荡的小巷，撞见两名扛枪的塔利班。他们大喊着我是妓女，因为我没有戴头巾。他们用枪指着我的脸，其中一个已经把手指放在了扳机上。我低下头说，'不会再发生（不戴头巾）这样的事了。'"
"回到家后，我坐着哭了一个小时。"这位名叫萨玛纳的女孩悲伤地写道，"从那以后，我陷入了深深的抑郁之中，我甚至无法忍受看到衣橱里五颜六色的衣服，因为它们让我想起了我失去的一切。"
在塔利班8月13日驱赶女性抗议者后，8月15日，很多女性自发聚集在家中抗议。采访对象供图
去年重掌政权后，塔利班曾向国际社会做出承诺，女性可根据伊斯兰教法要求获得受教育的权利。但今年3月，塔利班撤回了此前宣布的开放女子高中的命令。阿富汗教育部通知称，
"在根据伊斯兰教法和阿富汗文化制定新的计划之前，所有女子高中和招收六年级以上女学生的学校将停课，直到接到新命令。"
无法重返校园的女生们感到焦虑，压抑中也爆发了沉默的反抗。有六年级的女学生为了能继续上学，选择故意挂科留级一年。在澳大利亚广播公司（ABC）的报道中，一名名叫索达芭的喀布尔女教师创立了一所"秘密女校"，附近的家长们通过耳语传递着开课的消息，年龄不等的女学生们每天冒着被逮捕的危险前往秘密地点上课。
让索拉感到崩溃的则是塔利班实施的"监护人"（Mahram）制度。索拉在读书的同时也在哈萨克斯坦经营着机器零部件和体育器械的生意，由于迟迟拿不到签证，她无法往返国内外，生意只能交给弟弟打理。
"现在阿富汗内政部门不再给女性出具无犯罪证明，除非她和丈夫、兄弟一起来办，这给我办理签证带来很大障碍。不仅如此，女性任何长途出行都需要男性亲人陪同，这实在太不方便了。"索拉告诉澎湃新闻。
对于这一切的不满，促使妇女们在塔利班"回归"一周年之际走上街头。据阿里所述，8月13日喀布尔妇女抗议期间，塔利班逮捕了四名记者，一名为阿富汗本地媒体记者，还有三名外国媒体记者，塔利班没收了他们的相机，但是过了三四个小时又将他们释放了。阿里加入了一个妇女抗议者的社交媒体群，从群消息中他得知，现在塔利班仍在搜捕那名在游行队伍前排十分显眼的绿衣妇女。
领导游行的绿衣妇女。采访对象供图
"女性的事情在阿富汗非常敏感，很多记者来做报道，但是塔利班不同意。如果我们去做一个报道，有女孩参与的时候我们就必须非常小心，我们非常害怕，只能偷偷拍视频。"阿里谈起了在阿富汗做新闻报道的不易。
8月的一天，在阿富汗一家主要电视媒体TOLO狭窄而破旧的总部，一群年轻的编辑在当日晚6点节目播出前做着最后的努力。一名编辑调整着音频，这则新闻讲述了一个关于阿富汗女子中学关闭了长达一年的故事，而一些穆斯林学者呼吁让女孩入学--这可能不是塔利班想听的新闻，但作为"伊斯兰酋长国"的领导者，他们无法抱怨对宗教学者的报道。
TOLO的负责人赫帕瓦克·萨派对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NPR）表示，在前政府倒台后，TOLO失去了90%以上的员工，大批记者、编辑和制片人都在塔利班进入喀布尔后的几天内惊恐地逃离了。而对于仍在阿富汗工作的记者来说，他们并不清楚红线究竟在哪里，因为塔利班的媒体法只是警告，不能播出任何"违反伊斯兰教教义"或是涉及国家安全的报道。
去年，当塔利班命令电视台停止播放以女性为主角的外国电视节目时，萨派决定在新闻中告诉观众为什么一些节目不见了。后来，萨派和播出这条新闻的主播都因无视塔利班的命令而被短暂逮捕。今年春天，塔利班又发布了另一条法令，要求包括上镜记者在内的妇女在公众场合遮住面部。TOLO的女记者用了另一种方式拒绝妥协，她们播报新闻时戴上了口罩--为了团结一致，男同事们也戴上了口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