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德五年十月，响马盗刘六、刘七在霸州起义，得到了数千农民的响应。这支义军转战南北直隶、山东、河南、湖广等广大地区，甚至一度进逼京城。面对声势浩大的流民军，驻守京师的武装因常年缺乏作战经验，竟是不堪一击，一触即溃。武宗随即提出，调派边军勤王救驾，遭到了文官集团坚决反对。文臣们的理由是：边军肩负保境安民的重任，需要随时防备北方蒙古人的入侵，不可轻动；而他们实际的心里话却是：调遣不在自己的掌控范围内的边军，就等于增加了皇帝的军权。无奈京军的战绩实在不给力，武宗调边军的意见逐渐占据上风，并得以施行。流民的起义迅速平定，而武宗也开始了和文官的分庭抗礼。
正德十二年冬，武宗索性亲自跑出紫禁城，来到宣府，自封"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总兵官朱寿"，在山西应州对阵来犯的蒙古鞑靼部的小王子巴图蒙克。此时的武宗，一改平日里嬉笑玩闹的"顽主"形象，俨然久经沙场、镇定自若的指挥官。一方面他迅速调派张永、魏彬、张忠等人的部队火速增援，一方面他又亲临战场，甚至到了前线直接和蒙古骑兵对砍。明军士兵从未想过皇上会和自己并肩战斗，顿时勇力倍增，士气大振，将鞑靼军打得狼狈逃窜。
可之后的《武宗实录》中，却出现了自相矛盾的记载：首先，实录中写到"蒙古军阵亡十六人，明军阵亡五十二人"，如此的数字，不是在说明孰胜孰败，而是暗示应州之战本身就是一个笑话，一场闹剧。可后面的文字中，却又写道蒙古人"后岁犯边，然不敢深入"。如果仅仅阵亡十六人，蒙军为何不敢深入呢？只有一种可能，就是文官集团将应州大捷的真实情况给抹杀掩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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