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中国作家网介绍，小说《受戒》里，写到一个叫仁渡的和尚比较风流。他平常看到姑娘、媳妇总是老老实实的，连一句玩笑话都不说，一句山歌小调都不唱。但有一回在打谷场乘凉的时侯，一伙人把他围起来，非叫他唱两个不可。他却情不过，说："好，唱一个。不唱家乡的。家乡的你们都熟。唱个安徽的。"实际唱了两首，先一首以"姐和小郎打大麦"起头，四句，比较素，算是引子。"唱完了，大家还嫌不够，他就又唱了一个"。
文中的仁渡和尚接下来唱的山歌小调，就是上文中引起争议的内容。
其实，沈从文早年写过的一首诗叫《乡间的夏（镇筸土话）》，里面就有汪曾祺《受戒》用过的这首"安徽民歌"，字词略有变动，与山歌里的那四句相完全相同。
追本溯源，此民歌最初见于西南联大学生刘兆吉编收的《西南采风录》，书中的一首贵州民歌，与沈从文、汪曾祺用过的民歌基本相同。
"文学大师"间的争议--朱自清曾指出不适于一般读者
据中国作家网介绍，《西南采风录》是抗战时期，西南联大部分师生组成"湘黔滇旅行团"，从长沙徒步走到昆明此一"文人长征"的产物。编者刘兆吉是教育学系学生，他在闻一多的指导下，一路采集湘黔滇三省民歌两千多首（以贵州的为多），从中选出七百多首，编为《西南采风录》，于1946年12月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
朱自清、黄钰生（联大师范学院院长，任"旅行团"指导委员会主席）和闻一多三教授为这本现代版的"三百篇"各作序一篇，都是1939年写的。
此书在彼时就引起过"文学大师"间的争议。民歌民谣自古以来就以情歌为多，这本采风录也不例外，情歌约占全书的百分之九十。朱自清讲本书所收歌谣分为六类，"其中七言四句的'情歌'最多，这就是西南各省流行的山歌"。但朱自清指出："刘先生采集的歌谣，也有猥亵的，因不适于一般读者，都已删去。"
黄钰生则对"情歌"之说提出异议。他认为，"情歌"之名"从辞意上看，诚然如此。不过，这种说法容易引起误会"。他举实例，说在贵州至云南的路上，他因走得慢，落在后面，常与同行的挑夫边走边交谈。他亲见同行的挑夫或挑棉纱或挑铁锅，山路难行，一步一喘，非常劳累，但他们还断断续续唱着"郎"呀"妾"呀、"妹"呀"哥"呀一类的情歌。
黄说："这些人是在调情么？是在讴歌恋爱么？肩上的担子太重了，唱一唱，似乎可以减轻筋骨的痛苦。……他们所唱的歌，与其说是情歌，毋宁说是劳苦的呼声。"
大师们间的争议，延续至今。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父母教育观念的变化、多元，儿童文学与成人文学的边界变得模糊，之前只在成人文学中出现的内容，已经部分进入了儿童和青少年文学。审查儿童文学的界限与尺度在哪里，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