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日印澳四国领导人出席QUAD峰会
用多元手段实现"综合威慑"
拜登此行体现的印太战略创新，第二个层面是：追求在局部事务上团结最广泛的伙伴和中国"竞争"，而不再追求其盟友和华盛顿完全保持一致、甚至全面和中国"脱钩"。在拜登的行程中，"中国"虽不免成为最高频的关键词，但日本、韩国、印度均未因美国总统的到来而"提高调门"。拜登在台湾问题上再次"口误"并未引发日本"升级"表态，与尹锡悦谈论升级同盟关系时亦尽可能避免直接提到中国，韩、印两国领导人则在拜登之行期间发言时明显对涉华事务保持谨慎。
这被一些美方专家视为"重要的修辞调整"。事实上，从2021年中期多次协调欧洲盟友"一致对华"失败、被默克尔和马克龙堵在会议室里修改G7峰会针对中国的措辞后，拜登政府在协调印太各国对华立场时更加谨慎。考虑到近期拜登先后和东盟十国及韩、日、印、澳领导人密集会晤，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多次重申华盛顿会"保护所有国家选择自己道路的权利，不胁迫，不恐吓"，似乎意识到了印太各国对"二元选择"的担忧态度。
回想4月以来，笔者曾和一些尹锡悦团队外交政策人士交流，他们都表示存在一种"深化韩美军事合作，但不得罪中国、不让萨德危机重演"的新模式。而本次拜登韩国之行，确实没有直接触及引进萨德等中方最关切的话题。看来，尹锡悦团队在胜选后的华盛顿之旅中，已经从白宫那里获得了"不需要二元选择"的信心。5月23日启动的IPEF框架也是一个信号：参与其中的越南、新加坡等"非传统"伙伴并不需要加入全部四个"主要模块"，而是可以自由取舍，以避免陷入和中国进行"全面经贸竞争"。
但是，如果认为美方真的允许印太伙伴同中国"局部竞争、整体合作"，未免天真。拜登这次亚洲行中最实际的收获之一，是将韩美经贸对话机制上升到部长级，并赋予该机制承担"经济安全同盟合作"的使命。值得注意的是，早在2021年11月，美日之间就组建了一个几乎一模一样的"商业和工业伙伴关系"部长级对话机制，其承担的使命重点也是"经济安全"。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前经济事务主管马修·古德曼当时就指出，这是一个极其不同寻常的动向："该机制远远超越了两国商务部之间讨论的传统贸易和投资问题，将经济安全的重要因素纳入其中"。他认为，长此以往，这种"以加强经贸和科技经济合作的名义"的对话，将成为在经贸领域对华全面竞争的高层机制。
无独有偶，在前述美国国防部委托的报告中，史汀生中心建议美印之间也要设立一个类似的"内阁级别机制"，该机制的名义可以是供应链、技术合作、人才培养等，但最终将形成"覆盖国防、情报、科研和经济合作的旗舰对话机制"。
除了这种"曲线救国"路径，拜登此行还将过去四年一直拒绝升级对美军事合作的韩国，拉入了美方对华"综合威慑"的伙伴体系里。他史无前例地访问了韩军航空航天作战本部，并和尹锡悦共同宣布重启美韩威慑战略小组机制，准备先从外交、经济、军事全领域探索"应对朝鲜核威慑"的方案。两天后同印度总理莫迪对话时，拜登亦强调美印建立"深厚的防务伙伴关系"。据美国官员透露，其具体含义即包括以美军印太司令部为核心，形成"涉及军事、民间、外交、情报、政治多领域合作的机制"，指向不言而喻。
显然，不论手段如何多样，华盛顿印太战略追求的终极目标，依然是全面、综合"威慑"。
QUAD峰会现场
"拜登不能在鸡孵化之前就去数蛋"
亚洲之行签约、峰会密集，看似成果丰硕，似乎证明了拜登政府相比前任特朗普更灵活、有弹性的印太战略赢得了更多伙伴国家的支持。但不少专认为，美国与印太伙伴之间围绕中国的"基本矛盾"尚未解决，哪怕是拜登得到最多应和的"经贸竞争"，也难以对中国形成合力。
拜登行前，华盛顿最有影响力的中国经贸、科技政策专家之一甘思德 (Scott Kennedy)就指出，拜登要和亚太伙伴及印度解决的主要问题是：关于同中国"局部脱钩"，印太各国更多关注在关键能源、矿产及公卫必需品需求上削弱对中国的依赖。考虑到新冠疫情以来全球供应链面临的现实困难，各国在这些领域增强自主性无可厚非。但华盛顿希望的"局部脱钩"，是"在高科技产品、高端供应链上对华脱钩"。甘思德强调，关于这一点，各方目前还没有达成基本共识。
IPEF启动峰会的现实印证了这一点：美方提出的"四大模块"全部聚焦高端制造和数字经济，但各国尚未展开对具体内容的谈判，而唯一和拜登聊到具体模块的韩国总统尹锡悦，在会晤后第一时间就通过幕僚表示："根本未提要脱离中国供应链。"
甘思德指出，这里的关键矛盾有两点。一方面，谈论和中国"竞争"、甚至部分供应链进行"脱钩"时，美国和印太各经济体对中国经济的依赖程度不同。中美经贸虽然总量巨大，但对华出口仅占2021年美国出口经济总量的8%。而该数据在日本和韩国高达26%和31%。最讽刺的是，尽管台湾当局领导人蔡英文强调所谓"新南向政策实现经贸多元化"，但台湾地区2021年仍有超过42%的出口流向大陆。因而，即使是台湾当局，对于美国的"对华贸易竞争"，也颇多怨言。
另一方面，在拜登此行重点强调的半导体等韩国、台湾地区支柱性的产业领域，美方对"加强供应链合作、和中国竞争"的真实意思是"将集中在亚太的高端产能部分转移到美国"。在华盛顿看来，"美国国家安全"意味着围绕中国的高端产业链应当"适当远离"，但韩国舆论普遍认为，保有大量高端产业、保持现有对华合作状态，才有利于韩国的国家安全。一个明显的区别是：拜登本次在韩国参观了三星、现代两家企业的工厂，但收获的半导体投资承诺远没有现代集团的电动汽车"新建美国工厂"、"实现美国市场80万辆目标"那么直接。
另一方面，拜登政府对印太伙伴参与"对华竞争"的激励措施却口惠而实不至。不管在什么层面上参与美国的对华"机制"、"体系"、"框架"或"协议"，都将损及参与国和中国的经贸关系。但是，由于IPEF不涉及任何市场准入和关税减让，拜登政府又以"损害美国国内产业"为由不参与印太地区其他多边贸易机制，这使得印太各国无法从华盛顿真正得到"补偿"。美国智库战略和国际事务中心CSIS因而对IPEF及拜登印太战略的未来表示担忧：该机构的报告强调，在印太地区除中国外的24个国家和地区中，只有八个和美国达成双边关税协定，而"美国通过IPEF重点网罗的非传统伙伴，如马来西亚、越南、新加坡，都没有类似协定"。
事实上，这种印太战略已经在切实损害美国自身和印太之间超过9000亿美元、覆盖30万美国人就业的经贸关系。美国洛伊研究所的最新亚洲实力指数显示，2022年美国在印太的外交影响力"显著提升"，但"经济紧密度"却下降了10个百分点。
总的来说，拜登政府的印太新政固然比特朗普时代一昧"升级对抗"而有所创新，但这种创新并未站在印太各国的角度思考"共赢"，这也使其很难真正赢得印太伙伴的支持。即使站在美国立场、肯定拜登总体思路的甘思德也警告道："拜登政府不应在自己的鸡孵化之前就去数蛋"。这是一句西方谚语，指不能不确认事实前凭自己的想象确定计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