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女孩嫁到河南县城,老公出国打工娶了我,看见更大世界

2022-05-20 13:19     自拍

我,非洲女孩,嫁到河南小县城,老公出国打工娶了我,带我看世界

我是非洲媳妇明嘎(@Miga明嘎在博爱),今年23岁,来自安哥拉。在我们那里,生孩子是一件比较随意的事,我们家很穷,不过爸爸妈妈还是生了12个孩子。我是家里年龄最大的女孩,很小的时候就帮大人们锄地、种木薯、运水、做饭。17岁以前,我不认识字,也不会算数,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的镇子。

2017年,我在安哥拉遇到了出国打工的中国人程小建,家人支持我们组建家庭。我和他在非洲举办了婚礼,生下了大儿子乐乐。2019年,程小建带我们离开非洲,在他的老家河南焦作开始了新生活。在中国的这两年多,我的生活比以前好很多,看到的世界也和以前大不一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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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0月,我和老公在河南博爱县拍的婚纱照。

我们安哥拉国家不太大,它以前是被葡萄牙殖民,1975年才实现独立,可惜没几年内战就开始了,这场仗打呀打,一直打到2003年才结束。很多男人在战场上牺牲,所以,我们那里变得女多男少了。

为了鼓励生育,安哥拉好多地方仍然允许一夫多妻。我们女性的地位比较低,大部分男人农忙季节干干活,闲下来就花钱找乐子,抽烟喝酒。而女人们每天都很忙,要负责种地、养家、看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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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哥拉在非洲西南部,标红的地方就是我的家乡。

我1999年出生在安哥拉墨西科省卢奥市一个叫嘎风谷镇的地方。因为家里穷,我没有上过一天学,只会说葡萄牙语,不会写、也不认识葡萄牙文。其实,我们镇上有一所学校,它和中国以前的私塾很像,有钱人交学费就能送孩子去上学。

没钱的人家呢,只能重复上一代人的生活,男孩到了十七八岁就开荒种地找老婆,女孩子就早早地嫁人。我们家12个孩子,无论男女,没有一个人上过学。

而且学校太远了,从村里到镇上要走3个多小时,我们家没有任何交通工具,出门只能靠两只脚。没钱的人都是光脚走路,有钱的才会买鞋穿。在我们村里,没有自来水和民用电,也没有水泥路,几条土路全是村民们用脚走出来的。直到现在,村里的房子大部分还是土坯房,用茅草做顶,用土坯垒墙,沿用我们祖先流传下来的老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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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大哥的照片,他身后是我们那里农村最常见的土房子,一般穷人家都住这样的。

安哥拉的石油资源丰富,政府担心私自打井会导致石油泄漏,很多地区都不允许人民打井取水。为了帮妈妈解决吃水的问题,我每天早上天不亮就要起床,走路去四公里外的小河里舀水。我们本地人习惯用头顶着木桶,这样能省些力气。走得累了,我就捧一口生水咕咚咚喝下去。等把水运到家,天差不多也亮了。

木薯是我们安哥拉人最主要的食物,种木薯的季节一到,我和大人们就头顶一大捆木薯枝来到地里播种。地是提前翻耕过的,我会先把周围的枯树砍倒,把它们烧成木灰,撒到土里当作肥料,再把木薯枝一根一根插进去,盖上土浇点水。等木薯长熟了,我再把它们一个一个刨出来,让弟弟妹妹背回家去,当作我们接下来一段时间的口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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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爸爸妈妈,他们是最普通的安哥拉农民。

我爸爸经常去河里抓鱼抓虾,有时候也去山上打猎,打到什么就去镇上的马路边摆摊卖。靠打猎挣钱很少,妈妈攒下来的一点钱都用来买油、买盐、买旧衣服穿了。他们穷并不是因为懒,而是只知道满足一家人的吃饭穿衣问题,不知道怎么动脑筋挣大钱。我们村也有比较有钱的人,他们住好房子,有摩托车、小灵通、从外国进口的糖果,这些东西对我们来说完全是奢侈品。

我家甚至连一块钟表都没有,计算时间要靠最原始最古老的方法--公鸡打鸣差不多是早上五点,意味着我要出门打水;太阳落山大概是晚上七点,是我煮木薯做晚饭的时间。至于其他时间和日期,我头脑里基本没有概念。

我爸爸是我们家唯一一个文化人,他曾经读到小学二年级,会算数,也会写字。爸爸平时有一个习惯,他会把家里重要的事都记在一个小本子上,比如我们12个孩子出生在哪一年的哪一天,家里什么时候发生了什么大事等等。

根据爸爸的记录,我们家在2017年前后经历了一件大事--他幸运地得到了一份工作。其实从2017年之前的几年开始,我们那里已经出现很多中国工人,他们跟着大建筑公司来盖楼房、盖工厂。为了保证安全,中国人喜欢雇佣我们当地男人当保安。我爸爸也成为了保安,而他要保护的人,正是我现在的老公程小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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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伯伯,程小建请了我爸爸和伯伯一起当保安,带他进森林伐树。

听爸爸说,程小建这个人在非洲打工也很苦。2014年他就到安哥拉来了,先是被中介介绍去当伐木工,结果被骗了,辛苦半年都没有结到工钱,在大使馆的帮助下才讨回来1400元人民币。他想回国,可这点钱连飞机票都买不起,他只好继续留下来打工,想多挣一点再回国。

程小建种过地、当过保安,最后还是继续去做伐木工。这次他找到了一个心好的中国老板,一个月给开7000元工资。伐木要进原始森林里去,如果不熟悉地理环境,不了解我们本地的风俗习惯,很容易发生危险和冲突。在朋友的介绍下,程小建才找到了我爸爸和伯伯。他每个月给每人3万宽扎(折合人民币300元左右)。这在我们那里已经是很高的工资了,所以在我爸爸眼里,程小建就像救世主一样善良。

爸爸觉得程小建来这么远的地方打工很孤单,不干活的时候喜欢请他来我们家喝自酿的玉米酒。有次喝得高兴,程小建用学了一段时间,还不太顺溜的葡萄牙语跟我爸开玩笑:你们家孩子那么多,我带一个回中国吧。说完,他看了看我。我爸爸也不知道是不是当真了,笑着回答他:可以。

爸爸告诉我,程小建来自中国河南,因为和第一任妻子分居两地、聚少离多离婚了。他在农村有自建房,背井离乡在非洲打工是为了攒钱。河南在哪里我不知道,就是中国我也基本不了解。但因为程小建对我们一家很照顾,我对他慢慢有了好感。和我们当地的很多男人相比,他老实能干、会赚钱,还很体贴。虽然我们交流有障碍,不过靠肢体动作加上眼神交流,关系还是一天天亲密起来。

我那时候不知道程小建的年龄,我看得出来,他应该比我大很多。在我们当地,年龄大的男人迎娶比自己小很多的女孩很常见,因此我也没有顾虑太多。后来我知道了,他是1970年出生的,我是1999年出生,他比我大整整29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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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婚纱照,把他拍得显年轻了好多。

当程小建说想和我结婚的时候,我爸爸没有意见,因为这个中国男人帮了我们不少,人品没有问题。我妈妈考虑了很多天,一直不同意。她最担心的是程小建是外国人,以后我可能要跟着他去国外,她怕我没亲人照顾,会被别人欺负。

程小建理解我妈妈的担心,他没有催促,一直在默默付出着。看到我们一家老小都穿的是破洞的二手衣服,大的穿完小的穿,他悄悄塞给我3万宽扎(折合人民币300元左右),让我给全家人买新衣服。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家里所有人都有新衣服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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