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汉武帝深谋远虑，采纳董仲舒、公孙弘等人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日起，儒家学说至少在形式上已经成为西汉王朝的统治思想，确立了自己在当时社会思潮中的核心地位。元帝、成帝在位时，情况尤其如此，经师韦贤、韦玄成父子、匡衡都位至丞相，儒者贡禹、薛广德等则官至御史大夫。公卿之位，以经术进身者始终占有很高的比例。东汉的状况亦大多类似，如桓荣习《欧阳尚书》，好事连连：一门三代为帝王师傅；桓荣学生杨震青出于蓝：一门三代为三公。儒家的身价可谓今非昔比，芝麻开花节节高，这正好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儒家学说在社会思潮中的大致定位。
然而，形式与内容之间并不总是一致的，儒学名义上虽然取得了至尊无侔的地位，但是，其在实际政治生活中的贯彻却往往要打上很大的折扣。汉代统治者轰轰烈烈的尊孔崇儒之举，更多的是做表面文章，粉饰太平而已，汲黯批评汉武帝是"内多欲而外施仁义"，正道出了这层奥秘。武帝、昭帝、宣帝时期，这种内法外儒，儒法并用的特色尤为显著，用汉宣帝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汉书·元帝纪》）！元、成之后，情况虽有所改观，但从本质考察，在具体的政治操作层面上，"霸王道杂之"的做法依然是统治者的主动选择。元帝时匡衡上疏中的内容透露了这方面的消息："今俗吏之治，皆不本礼让而上克暴，或忮害好陷人于罪，贪财而慕势，故犯法者众，奸邪不止，虽严刑峻法，犹不为变。此非其天性，有由然也。"颜师古注末语称："非其天性自恶，由上失于教化耳。"这表明当时真正掌握管治资源的是大批"俗吏"，他们对"儒学"根本不屑一顾，仅仅凭恃"刑法"治民，而其根源在于最高统治者只是将"教化"挂在嘴上而已，而未能真正落实到政治操作之中。
正因为如此，在当时的社会政治生活中，真正能以儒家基本原则处理日常政务的，也就是召信臣、韩延寿、何敞等极少数号为"循吏"的官僚，而大部分官吏则通常汲汲于以法刑施政驭民。如薛宣就明白透底："吏道以法令为师"。这与秦代"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做法一脉相承，如出一辙，可谓是"霸王道杂之"的具体注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