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文人们来说，这当然更是个好时代：官员"编制"比宋初暴涨了一万多人，安安心心享受有钱有闲的官场生活。既然有钱有闲，当然就少不得吟风弄月，于是大宋的诗词书画等各门类艺术，也是井喷般发展。两宋文化史上最拿得出手的英才，几乎全云集在这四十年。以这繁华景象是，也确实是"最好的四十年"。
但是，这个时代呕心沥血一辈子的富弼，却以他的这声惶恐，戳破了这个"最好四十年"的遮羞布。以富弼的叹息说："非盗贼果能强盛，自是朝廷只守弊法，不肯更张"。说白了，大宋发展到宋仁宗年间，就到了这种"揭不开锅"的地步了。
有多狠？先看田赋。北宋的田赋，承袭自唐代两税法，理论上税率比唐朝低，操作起来却是另一样，首先是附加税极多，基本是隔些年就要加，以宋仁宗年间名臣韩琦的统计说，当时北宋农民要交的附加税"杂钱"，有牛皮、农具、盐、鞋等十多种名目，五代时的"身丁钱"等苛政，也被北宋"完美继承"下来。连精于算计的北宋大科学家沈括都说，北宋农民要交的苛捐杂税，简直是"名件繁琐"。
所以，为了逃避劳役，宋仁宗年间的农民们，也是"智如泉涌"。有的"孀母改嫁"，有的"亲族分居"，甚至不敢"多种一桑""多置一牛"。别看后世历史票友常调侃"宋朝自耕农富裕"。但在宋仁宗年间，敢说哪家农户是"富户"？那简直比要他家命还恐怖--就是这要命的劳役闹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