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天朝的崩溃》扭转了这一史观，茅海建认为，清朝在西方列强面前不堪一击，从某种程度上说是必然的，因为古代文明无法战胜近代文明，农业文明无法战胜工业文明，这跟皇帝是否昏庸无道，大臣是否作壁上观关系不大。
而茅海建在《苦命天子》里延续了这一思路，他认为咸丰帝之所以是苦命天子，是因为他总是试图按照前现代的思维去理解近代的事件，并按照前现代的思维去处理的近代的问题，结果就是他越努力越无效，越处理越糟糕，越挣扎越沉沦，越有责任感就越挫败，最后只能落个灰心丧气，徒呼奈何的结局。如果咸丰帝面对的仍然是一个前现代的世界，他的作为未必超过康乾，但也不至于混得那样惨。
比如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咸丰帝在指示大臣与英法两国交涉的过程中，他对所有具备侵略性的条件几乎都能接受，但唯独不能接受的竟然是公使常驻北京、公使要向皇帝亲递国书等毫无侵略性的外事礼仪，甚至因此而不愿回北京，最后死在了热河。因为他觉得，割地赔款失去的只是土地和金钱，但让蛮夷整天在他卧榻之侧酣睡，递国书甚至不用下跪，这是原则问题，这是天朝的体面问题，让他实在受不了。
更可怕的是，这种错位感不仅体现在咸丰帝身上，更体现在有能力决定中国命运的那些官员身上。
这可能才是茅海建在《苦命天子》里想要去着重思考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