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22年春，伴随着上海人民顽强抗击疫情，迅速诞生了一个社交网络新词--上海"团长"。
"团长"们奋勇出击组织团购，自助且利他，力保城市封控政策下的生活物资保障。他们仿如一道温暖的阳光，刺透上海疫情的阴霾，烛照邻里，也构筑起上海基层抗疫的强大力量！
疫情背景下诞生的上海"团长"们，需要法律的支持，也需要认清自身肩负责任。我们今天刊发特约专家胡峰律师的一篇文章，供上海"团长"、吉林"团长"、全国团长们参考。胡峰律师指出：法律是保护好人的，但也是公正、严厉的，对于那些利用物资供应紧张而牟利的人，会让其承担较高的法律责任与风险。
三月份以来，上海遭遇了极其严重的奥密克戎疫情，政府部门采取的封控措施也日益严格。长时间的封控措施影响了上海民生，很多居民的生活物资匮乏。因此，许多居民自告奋勇，组织团购，解决小区居民生活物资供应难题。这些人也被大家亲切地称为上海"团长"。
对"团长"而言，劳心劳力还属其次，其最担心的是如果组织采购物资的行为造成相关损害，自己是否会背负上沉重的法律责任，进而影响自己的家庭、事业与生活。面对团长这一新生事物，既往的司法实践没有明确的判例，在此，笔者将结合相关法律理论、法律条文、自己的价值判断，对团长的法律地位与责任进行分析，希望能缓解团长对自身法律风险的焦虑。
一
上海"团长"的概念与分类
在典型的团购中，团长起着组织、邀请居民成团，达到商家所要求的成团数，进而促成商家与参团居民物资交易的作用。在整个交易链条中，商家作为卖方/经营者，参团的小区居民作为买方/消费者，团长则是居间协调交易的人。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团长自己同时也是消费者，不属于商家。因此，典型意义的团长是指，组织小区开团、促成团购的非商家人员。如果商家或其员工自己组织团购，虽然其有可能被称为"团长"，但实际仍是商家与小区居民的直接交易，该"团长"名不副实，不属于本文讨论的对象。
依笔者的观察，从团长是有偿还是无偿服务、如何获利的角度，可大致将团长分为三类：（1）无偿服务型，即在整个团购过程中，没有要求任何报酬的团长；（2）成团提佣型，即团购交易达成后获得佣金的团长；（3）转售获利型，即在团购中低价从商家买进、高价向居民卖出获利的团长。而就笔者的了解，目前，大部分团长都是无偿服务型的团长。
因团长的类型不同，其法律地位与法律责任均不相同。在此需强调的是，除了小部分转售获利型的团长有可能构成经营者以外，其他类型的团长均是不构成经营者的普通民事主体，不可能构成哄抬物价、非法经营等违法、犯罪行为的适格主体，自然也不应承担与之相应的法律责任。
二
无偿服务型团长的法律优待
在团购背景下，依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18、23条，商家作为卖方，应当保证其提供物资不损害买方身体健康，不存在瑕疵。在现时疫情的交易背景下，即使商家与居民没有明确约定，商家亦应当保证其提供的物资经过消杀、符合防疫要求，满足可交易条件；换言之，承担消杀义务的是商家，团长并不承担消杀义务。在交易达成后，商家有义务向居民交付物资，双方的交货地点为居民所在小区门口；换言之，商家将货物运到小区门口并经（表面性的）验收后，团购交易完成。
1
团长的服务是情谊行为，在法律上有责任优待
在整个团购交易中，团长提供的服务可能包括邀请、协调与组织小区居民成团，与商家联络、交涉，帮助小区居民与商家达成交易，组织验收、分发货物。如果团长是无偿提供此类服务，从法律的角度看，团长的服务行为宜认定为民法上的情谊行为，即出于利他意思、未受义务约束的服务行为，理由在于：该服务行为是无偿的，发生在邻里居民间的日常生活场景；团长可以随时"辞去"团长职务，居民也可随时成为或挑选新的团长，双方均可随时停止团购，因此双方都没有团长应当服务的法律约束意思；即使某位居民急需生活物资，其也不会产生对团长会一直服务直至组团成功的信赖。[1]通常地，团长在提供服务前，会说出"我只是来帮忙"、"其他的概不负责"的话语，此类话语更印证了团长的服务行为是情谊行为。
由于团长向居民提供的服务为情谊行为，团长与居民之间没有任何受约束的合同义务关系，在存在组团不成功，或所购物资存在瑕疵的情况，团长自然也不用向居民承担违约责任、赔偿损失；在团购交易成功后，团长也不负有分发货物的法律义务。
虽然团长有可能向居民承担侵权责任，但由于情谊行为的利他性，团长应获得法律上的责任优待，即团长仅因故意或重大过失致居民损害的情况下，才向居民承担侵权责任，不承担基于轻微过失的侵害责任。[2]具体而言，（1）如果居民因接触、食用团购物资造成身体、健康上的损害，除非团长明知或合理确信物资的生物安全、质量问题而放任外，团长不向居民承担侵权责任；（2）在团长组织团购的过程中，其在群组中不小心、情急之下的莽撞言语，即使造成了群组成员人格权益的损害，团长也不承担侵权责任，对微信群其他成员实施的人格侵权行为，承担补充侵权责任[3]；（3）在团长组织分发货物的过程中，只在团长聚集居民领取货物、造成居民感染的情况下承担侵权责任，对居民自发领取货物、造成居民感染的风险不承担侵权责任。
2
团长是居民的代理人，交易的法律后果由居民承担
组团成功后，团长则会将居民购买物资的意思表示明确传达给商家。从团长与居民的内部关系看，团长仅是起着传达居民购买意思的作用，因此，其有被认定为信使、不作为居民代理人的可能。但判断团长是居民的信使还是代理人，应从该意思表示的接收者即商家的角度来判断[4]。
恰恰从商家的角度看，无偿服务型的团长宜在法律上被认定为居民的代理人，理由具体如下：在商家面前，无偿服务型团长会称是小区居民购买物资，且由于团购的居民众多，为交易便利，该团长仅会笼统地宣称，其以小区居民名义作出购买意思表示，但不会一一指明购买居民的身份，构成公开的行为归属，在法律理论上被认定为适用代理制度[5]；相对于仅作为传声筒存在、没有丝毫内容决定权的信使，团长并非完全没有决定权限，尤其在商家临时稍微变动物资品种、数量的情况下，团长均会事先同意该变动，使团购交易成行，尔后取得购买居民追认。
此外，虽然团长与居民在内部是情谊行为关系，双方不存在基础法律关系，但代理权的授予为一单方行为，且法理上也承认没有原因行为、基于情谊行为的独立授权，因此，即使团长是出于情谊行为提供服务，在团购交易中，将团长认定为居民的代理人不存在法律障碍[6]。
既然从商家视角看，团长是居民的代理人，依我国《民法典》第162条的规定，居民作为被代理人，应自行承担交易的法律后果。因此，遇有物资质量、安全问题，购买居民应自行向商家追究违约责任，无偿服务型团长没有义务帮居民向商家追究违约责任，更无义务承担违约责任。只在极为特殊的场合，即在团长明知或应当知道物资质量、安全问题的场合，或故意损害居民权益的场合，团长才依《民法典》第164条第2款、第167条承担责任。而这类极为特殊的场合，对无偿服务型的团长来讲，是基本不会发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