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杖母为例。郑鄤的继母经常殴打奴婢，郑鄤为了让继母痛改前非，利用继母迷信的性格，串通巫婆设坛作法。作法中，巫婆宣称被殴至死的奴婢已到阴间起诉，继母将为此遭受报应。这个迷信的老太太吓得瑟瑟发抖，郑鄤一再向巫婆求情，于是以击杖二十了结。个中原由，原本是郑鄤同情奴婢，想让他那个凶恶的继母有所收敛，所谓击杖二十，也只是轻轻拍打了二十下。但温体仁的奏章就像一切奸滑官僚别有用心的报告一样，只有结果没有原因。至于奸媳和奸妹，则只是与郑鄤不满的士绅们传播的谣言。然而，三人成虎，何况当朝首相的白纸黑字呢？
崇祯接到奏章极为震怒，下令逮郑鄤下狱，由刑部负责审理。刑部尚书冯英审问之后，认为事情并非如温体仁所言，而且郑鄤本人颇有才名，是个著名作家，因而语气近乎回护。温体仁见冯英不肯按他的意思严办，借故将冯革职，郑鄤则被转移到锦衣卫镇抚司。但即便是以诏狱著称的锦衣卫，也觉得郑鄤当了冤大头，一直不予结案。这样，著名作家郑鄤就不明不白地关在大牢里。不过，他的狱中生活倒也充实：住的是单间，吃的是小灶，还在狱中为仰慕他的士子们搞讲座，收取可观的讲课费。
郑鄤在牢中关了四年后，凌迟噩耗终于来临。崇祯十一年，京师遭遇百年不遇大旱，在相信天人感应的时代，当局认为这是冤狱所致。但当锦衣卫同知吴孟明把郑鄤当作冤案上报时，却遭到了崇祯出乎意料的过激反应：他不仅不承认郑鄤有冤，反而认为郑鄤死有余辜，下令"将郑鄤脔割处死"。
凌迟郑鄤是在崇祯十二年八月二十六日，当时，史学家谈迁亲往刑场观看，并留下了翔实记录。谈迁说，当郑鄤押进场时，看到一根有横丫的木头立在牌坊下，那本是凌迟用的，郑鄤居然好奇地问了一句：这是干啥的？到中午，凌迟结束，天色暗惨。回家途中，谈迁看到许多人购买郑鄤的肉，据说是用来炼制治痔疮的药--一个多年来名满天下的著名作家，竟然一刀一刀地零割了给人作痔疮药材。计六奇感叹说："二十年前之文章气节，功名显宦，竟与参术甘皮同奏微功，亦大奇矣。"
崇祯之所以要置郑鄤于死地，在于此时的大明已经有如鼎沸：这一年，原本已投降的张献忠和罗汝才揭竿再起，追剿的官军大败而还；虎视关外的清军深入山东，攻陷重镇济南。崇祯无可奈何，他得找一个出气筒。恰好，郑鄤就是最佳人选--在杖母、奸媳和奸妹三桩大罪下，崇祯对郑鄤的处罚越严厉，也就越能表明自己在道德上所拥有的至高无上的优越感。至于日非的国事，似乎也会因这种虚拟的道德优越感而注入一剂强心针。更何况，严惩郑鄤还既可以转移民众视线，又能诏示圣朝以孝悌治天下的既定方针呢？
这个故事说明，可怕的政治斗争具有匪夷所思的威力，能够把一个著名作家变成一堆痔疮良药。
摘自：《书屋》2008年第7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