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林：我们有些指导的原则，比如一个人他在失去亲人的悲痛过程中，我们要求心理救援人员最重要的是给他们陪伴支持，而不是干预他。当一个人失去亲人极度痛苦的时候，他的心理会有一个过程。如果人为打断这个过程，一个是达不到效果，二是会给他留下未来的后遗症。他这个痛苦是一个过程，需要走出来，然后慢慢恢复。
吴小莉：我们有一些九零后同事因为这个事会有恐飞症，担心自己的亲人或者自己会遇到这样的事情。像这样的情况，他们可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让自己的心理健康慢慢恢复？
陆林：这种情况我们有一个标准。我们的同胞失去生命，我们会同情甚至恐惧、害怕，有一段时间悲伤都是正常的，但这个时间不能持续太长。如果持续时间太长，影响了自己的生活、工作、休息，变得害怕坐飞机、害怕坐车，这就是心理的问题，这个就需要找医生来干预。
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每天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事情，我们痛苦、悲伤都是正常反应，如果这个时间持续很长，那这个灾难只是一个诱因，可能我们心理本身就存在潜在的问题。
疫情反复、俄乌冲突、东航空难......一连串的公共事件发生，让个体对抗宏大公共事件，有了深深的无力感，社会普遍产生"政治性抑郁"。
吴小莉：在这种低气压中，个体如何面对"政治性抑郁"？
陆林：疫情过去以后，我们社会的心理问题并没有大幅改善。精神科、心理科的病人明显增加，但是我们不希望它是直线增加，最好是平缓增加。
吴小莉：我们采取什么措施让它平缓？
陆林：最有效的是预防、知识的普及。我们有一个"健康中国行动"，让你知道我们如何预防焦虑症、抑郁症和失眠。国家也一直在采取措施，我们希望培训更多的医生应对这个事。
吴小莉：之前采访您的时候，您说希望建立一个国家级的心理危机干预中心。
陆林：这个目标现在还没有完全实现，这要有专门的队伍和体系。我们现在也能做这方面的事情，比如，北大六院在遇到这种灾难前，国内几乎所有的灾难，我们都会派医生去支援，可是还不是专业的机构。
我们国家发展到一定程度，需要一个专业的队伍，但是这个专业的队伍需要培训，国家需要增加投资和增加部门。
吴小莉：尤其是心理救援，它其实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吴小莉：年轻人常说自己emo了，怎么样能让这些年轻的朋友走出不好的情绪？
陆林：第一，我们每天高兴不高兴，得失或不得失，工作好坏，挣钱多少都是暂时的。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去训练自己，一时的挫折，一时的不幸，都有可能过去。第二，我们要掌握一些简单的技巧，生活技巧、心理健康技巧。当一个人拼命加班，熬到后半夜不睡觉，一个人长期孤独，长期没什么锻炼，就会加重这些负面的情绪。经常锻炼的人，经常放松训练的人，经常跑步的人，他安静的时候心跳是可以慢下来的。当我们的心跳慢下来，就会让我们的情绪变得稳定。
心理学上有一个概念，你把你的烦恼向别人诉说的时候，你的烦恼会减轻很多。如果有经验的人，他对你的陪伴，这种共享也会让你的痛苦减少。它不像物质的东西，你给了别人一个苹果，你的苹果就少了；你告诉别人你的情绪，那么你自己就会减轻。
吴小莉：对于一个心理精神健康的医生来说，您担心未来的三到十年，国人的心理健康不进行积极的干预和治疗的话，会出现更大的问题。
陆林：现在整个社会对心理健康的认识还不够充分，因为我们开始重视心理健康的时间不是太长，也就是最近一二十年的事情，心理健康每个人都有可能遇到，它不是什么神秘的问题，也不是什么高不可攀的问题。
我们这一辈子肯定有不顺心的时候，如果他不懂科学知识，不愿求助，甚至还采取怀疑、躲避、有偏见的看法，那就会变成慢性病，甚至会发生极端事件。所以我希望社会民众真正地面对和接受心理健康问题，理解怎么进行自我维护，保证自己的心理健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