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初统治者为了稳定新朝政局，政治上仍采取现实主义的态度，制度设计延续了五代以来防弊的惯性并达到曲尽其详、无微不至的程度。特别是宋太宗赵光义对外进取迭遭挫折之后，注意力全面转向了内部。他经常对臣僚宣讲："国若无内患，必有外忧；若无外忧，必有内患。外忧不过边事，皆可预为之防。惟奸邪无状，若为内患，深可惧焉。帝王当合用心于此。"
宋辽高梁河之战，宋太宗坐驴车逃窜
正是在这种"帝王用心"之下，官僚阶层弥漫着因循保守的气息，官员甚至把"不生事"作为处世当官的准则。反映在思想学术上，则宋基本未脱汉唐窠臼。但当时也有一项意义深远的举措，就是崇文抑武、作养士气的政策始终得到强调，并成为两宋时期的基本国策。
《宋史·?文苑传》说："自古创业垂统之君，即其一时之好尚，而一代之规模，可以豫知矣。艺祖革命，首用文吏而夺武臣之权，宋之尚文，端本乎此。太宗、真宗其在藩邸，已有好学之名，及其即位，弥文日增。自时厥后，子孙相承，上之为人君者，无不典学；下之为人臣者，自宰相以至令录，无不擢科，海内文士，彬彬辈出焉。"这段文字，说明了宋朝重文政策的本末由来及其深远影响。后人也常盛赞宋朝文治超越汉、唐。到了北宋中叶，这项政策终于开花结果，引起了政坛的变革和思想学术领域的一场革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