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此，唐朝政府北边的一块心腹大患被彻底清除。而李德裕与唐武宗一方面接济回鹘人，另一方面阻止其进入内地的做法也无可指摘，既没有落下见死不救的骂名，也保证了边疆地区的生产，可谓一举两得。而对回鹘的胜利除了增强了唐朝军人的自信心之外，还在塞北的少数民族中留下了威名，这让唐朝北方的军事压力得到了一定的缓解。
在唐朝中后期，宦官乱政成为了当时朝政的主旋律，对于这样的现象自然有许多地方要员看不过去，其中就以昭义节度使刘从谏的态度最为激烈。在甘露之变后，刘从谏就多次上表朝廷，为王涯等人的冤死鸣不平，希望朝廷能够重惩仇士良等人。这样的举动自然引起了宦官的不满，仇士良于是多次扬言刘从谏有谋逆之心，刘从谏眼看宦官依然势大，就暗中培养死士，打造兵器，为割据一方做起了准备。
在当时的唐朝朝堂之上，许多大臣都不赞成政府向刘从谏用兵，一来是当时的回鹘人还在边境线上陈兵未去，如果再主动进攻刘从谏，就会增加国家在军事方面的投入，让本来就略显空虚的国库彻底无法支撑。二来刘从谏的父亲刘悟对唐朝有功，因此不能令其绝嗣。
但是当时刘从谏与当权的宦官仇士良积怨已深，因此在仇士良的影响下，唐武宗还是下令调动了全国各地的藩镇，一起围攻泽潞地区。但是当时的节度使们并不能很好地听从政府的指挥，加上刘从谏在泽潞地区确实经营地很好，因此唐军久攻不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