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的香港战地记者张翠容在评论某位学者对乌克兰战争的震惊与愤怒时说，这是迟来的震惊与迟来的愤怒。但我没有她这么大度，只觉得这是一次性的震惊与一次性的愤怒。因为在美国霸权所构筑起来的世界体系中，美国的炮弹是维护世界和平的正义一掷，所有的媒体、政党、社群网站这些带有意识形态传递“任务”的民主道具们，自然在价值取向上纷纷归队，对讯息和思维言行启动“勿扰模式”，谴责或制裁换句话说就是过滤和筛查。
美国著名学者也是社会运动家乔姆斯基（Noam Chomsky），1980年代曾经出版过一本比较少被提起的演讲集《必要的幻觉》（Necessary Illusions），他分析了西方世界在1970与1980年代关于越战、阿以冲突、中美洲政争等事件的媒体报道，指出民主社会需要通过媒体这类更巧妙的手段来“制造共识”，用“必要的幻觉”来欺骗无知大众，把美国所支持或扶植的暴恐国家和附庸政权“描绘成瑕不掩瑜的进步民主势力”。
美国新闻思想家李普曼（Walter Lippmann）也在《公众舆论》（Public Opinion）这本经典中说，西方国家“制造同意”的技巧渊远流长，而且民主非但未使之消亡，反而在技术层面得到极大的改善。这或许就是乔姆斯基为美国民主国家媒体与知识分子的观察：其社会功能在于“按照符合主流的民主观念来执行其必要的任务”。
最近因为香港反修例的一部纪录片在台湾上映，加上乌克兰的共伴效应，台湾媒体与知识分子又执行起了他们的“必要任务”。当年那位因为看了乌克兰“为自由而战”纪录片而落泪的香港女生，她的名言“希望香港能像乌克兰有好结局”，非但没有得到省思，反而变成了台港之间继续强化的共感连结。一位台湾的新闻学者说，有更多的香港青年报考台湾新闻科系，希望在台湾延续香港已被灭熄的“新闻自由”。我们或许应该给予祝福，他们在台湾获得了更宽泛“执行必要任务”的空间，献身于这个单向度的世界与社会。
在这个非此即彼的“墙外”世界，我们只能够被命定式的做出“选择”。但为什么我们只能接受已有标准答案的单选题？去年底是苏联解体30周年，当年台湾跟着西方一起迎接“历史终结”的胜利。回过头来看这30年世界所走的路，原来被霸权定义出来的样貌，正在被一点一滴的撬开，但颜色革命、太阳花运动、雨伞革命反修例，又像是一抹抹帝国高墙上的补土，润物无声却又极其粗暴的修补本该吹进另一种呼吸空气的破口。今天的乌克兰，今天的台湾，其实都是这座高墙下为之卖命的一兵一卒。
讽刺的是，当我们在台湾视彼岸为没有自由意志的思想牢笼，但在那个被“墙外”看不起的“墙内”世界，央视、新华社这些媒体仍在莫斯科和基辅分头直播。新华社驻地记者就在街头上直播，他们所说的中文就是一种身分识别与展现，不需要秀出国旗，也不需要宣称“装日本人保命”。
而当“墙外”忙着声讨谁未谴责、谁又未声援时，“墙内”则从这种二元对立的陈旧戏码之中走了出来：“给紧张局势降温，而不是火上加油；推动外交解决，而不是使局势进一步升级”。“墙内”舆论这段时间对俄乌不同立场的看法吵翻了天，而“墙外”呢，不只浑然不觉脚上戴着镣铐，还忘了怎么跳舞。
这一场战争当然需要被反省。反省炮弹不该像美国那样无差别地扔在平民头上；反省历史和现实的矛盾，从来就不像民主选举那样人多势众就等于正义；反省我们原来还有路可走，谁又让我们无路可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