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所谓的“战略协议”，完全是违规私下签订的，并未经北师大认可。随后，刘川生儿子在全国多个地方开办了“北师大附属幼儿园”。
“一把手”的孩子滥用北师大品牌，教职工自然十分反感。2017年，中央巡视组对北京师范大学党委进行巡视时，就收到了相关反映，巡视组明确指出合作办学等领域廉洁风险突出，要求立即整改。刘川生让儿子的机构摘掉了北师大品牌，认为就算“过关”了。2021年，十九届中央第七轮巡视再次巡视北师大，也再次指出合作办学等重点领域和关键岗位存在廉洁风险。刘川生看到消息后，思来想去，终于决定主动投案。
刘川生这样讲述自己的心理变化：“第一次巡视的时候，实际上指出了这个问题，我实际上是很害怕的，因为这件事就是违纪违法的。2021年再次巡视的时候，又有这个反映，所以我觉得这件事已经很大了，我觉得不能有侥幸了。”
刘川生的决定是明智的。当时，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已经收到了中央巡视组移交和国家审计署审计发现的有关刘川生纵容儿子违规合作办学的问题线索，并开展初步核实。刘川生主动投案交代了这一问题，但她是否还存在其他问题，对自身错误又如何认识，都是专案组需要深入审查调查的内容。
李明指出：“我们也是经过了非常严肃的、认真的、有针对性的思想政治工作，促使其（刘川生）主动交代问题，深刻忏悔反思。”
专案组制订针对性方案，和刘川生系统性地展开谈话。刘川生感到，这和她想象中的审查调查完全不一样。
刘川生说：“我以为就是问问题，但是实际上他们是做思想政治工作，是帮你提高思想认识。我是从不敢面对到敢于正视，从心里特别恐惧害怕，然后到能够积极地、全面地去交代。”
刘川生很快又交代了自己长期违规占用北师大专家楼一间近80平米的套间、违规以低价购买北师大开发的京师园小区住房、违规办理和干预人事录用等问题。
她初期对错误的反思，停留在过不了物质关、亲情关层面上，专案组安排她对照中央两次巡视发现的问题，反思自身错误行为对学校的深层次影响。例如两次巡视都严厉批评的合作办学乱象，在相当长时间里，实际成了北师大的一种创收手段。刘川生作为“一把手”，自己帮儿子从中分一杯羹，自然也致使这一乱象愈演愈烈。
李明说：“刘川生对于北师大合作办学的乱象放任不管，甚至还浑水摸鱼。既然是这种情况，她怎么还好意思去要求别人加强管理呢？所以对这种乱象，也就只好是听之任之了。”
北京师范大学是拥有一百多年历史的传统名校，以“学为人师、行为世范”为校训。在新时代，它作为专门培养师范人才的高等院校，更是肩负着重大使命责任。刘川生作为学校党委书记，更应该率先为人师表，引领良好校风学风，让这座百年老校健康发展。当专案组深入到这些层面和刘川生谈话时，她感到了由衷的愧疚。
刘川生忏悔说：“我辜负了党组织的希望和重托，特别特别后悔、悔恨。我现在唯一的想法就是要真正地、真诚地知错、认错、悔错、改错，不管组织怎么处理，我都没有意见。”
刘川生投案后，她儿子对其所属的教育机构严格整改，主动上缴违纪违法所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以事实为依据、以纪律法律为准绳，综合考虑违纪违法情节、危害程度、认错态度等，经报请党中央批准，2021年12月给予刘川生开除党籍处分，按六级职员调整其退休待遇。
对此，李明解释说：“（刘川生）严重违纪构成职务违法，综合考虑刘川生违纪违法的事实、金额，她主动投案以及投案之后配合的态度，给予刘川生断崖式处理，也就是第三种形态处理。”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组织一直要求、鼓励存在问题的干部主动找组织坦白自身问题。纪检监察机关严把程序关、事实关、风险关、政策关，对主动投案者的动机、时机、觉悟态度、如实供述、现实表现等因素进行综合考量，准确定性量纪执法，做到精准规范稳妥处置，把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作用充分发挥出来。
刘川生由衷地说：“从严治党抓得越来越紧，对反腐的决心也越来越大，这是大形势，一定要认清这个形势，早投案、早交代，真的要相信组织。到这以后，你才能感受到组织是真心救你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