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疫情的时候，很多地方突然蹦出病例，这跟官员的应对和反应没关系，但是只要有病例马上就把基层官员处分了，那是不对的。
对上级政府来讲，群众意见大肯定就是你没做好工作，但实际去调查的话，你会发现基层人员已经加班加点两个月了，很多情况是不受控的。
某种程度上，我们的上级监督，尤其是问责要谨慎。问责从上级机关角度讲，它有两个功能，第一个是回应群众的诉求，给群众一个交代。
处分主要的责任人，就是给公众一个交代，政府表态承担这个责任，我们服务做的不够，具体落实到一个主要责任人，这个逻辑是说得通的。
第二个，问责的主要功能是促进工作的改进，通过问责来举一反三，让别的地方吸取教训，这两个功能是同时具有。
但是往往在疫情防控紧急状态下，哪一个功能为主很有讲究，在平常非紧急状态下，公众舆论可能不是很大，它的主要功能就是促进工作的改善，可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但在紧急状态下，民众老百姓意见很大、民怨沸腾的时候，政府要满足群众的诉求。从具体的工作讲，干部也没错，但从系统角度是一个问题，所以我们还是要对这个人做一个处分处理。
我们治理体制的运转必然要面临矛盾，没有十全十美，今天我们作为一个研究者或者作为一个新闻报道来看这些事情的时候，要看它的这种复杂性，很多事件都是一个妥协的结果，并非是非黑即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