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一，陈寿《三国志》。
陈寿（233年－297年），跨越三国蜀汉及西晋，是两朝官员，是著名史学家。陈寿父亲曾为马谡参军，在街亭之战后受马谡失街亭的牵连，被诸葛亮罢官，遭受髡刑（髡即剃光头，把头发给剪掉以示惩罚），逐出军营。后陈寿编撰《三国志》时，对被牵连到马谡失街亭而受髡刑的父亲却只字不提，反对严执军法惩罚父亲的诸葛亮进行大加颂赞，足见陈寿对待历史的客观公正的态度。陈寿曾在诸葛瞻手下任职过，也曾受辱过诸葛瞻，却能对诸葛瞻持客观公正，以"美声溢誉，有过其实"加以评价。因此，陈寿离三国历史，特别是蜀汉历史最靠近，记史最严谨。另外，《三国志》是中国二十四史中评价最高的"前四史"（另三史为《史记》、《汉书》和《后汉书》）之一，被后世公认为纪传体之中的史学名著。在《三国志?蜀书六?关张马黄赵传》只记载到关彝，即以兴庶子彝续封，却未记载他遭受过杀害。
其二，王隐《蜀记》。
王隐（约317年前后出生），东晋官员，史学家。《晋书》记载王隐"年七十余，卒于家"。《蜀记》虽是一部记载三国时蜀汉的史书，却是一部尊曹贬刘而牺牲史书的公正性和真实性，从而产生了一些捏造、虚假、夸张的记载。《蜀记》旨在向世人展现曹魏晋朝受命于天，晋皇帝是上天所授的合法皇帝。为此，王隐，作为史学家，违背"求实直书，书法不隐"的原则。历朝历代史学家都是将秉笔直书视为持大义、别善恶的神圣事业和崇高美德。总而言之，秉笔直书反映了古代史学史家的求实精神，曲笔反在任何时代都不可能成为公开推崇的行为准则。所以，《蜀记》的真实性，常遭到后人质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