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连最受诟病的经济不平等程度而言，智利的基尼系数也从1990年的0.57下降至2017年的0.44，降幅不亚于周边国家。
进入21世纪后，智利人均GDP（蓝线）增长明显高于拉美整体和加勒比地区，图源：World Bank
在政治发展层面，智利也与不少拉美国家不同，以和平、稳健的方式实现了政治转型，确立了稳定和有序运作的民主政治制度。该国政坛意识形态淡化、左右翼分歧相对不鲜明、没有极端的党派斗争，保证了自身政治结构的稳定和社会经济政策的高度连续性。民主转型以来，无论是左翼或中左翼的基督教民主党和社会主义党，还是中右翼的民族革新党，都延续了这一稳定性。
正因为如此，智利的综合竞争力、经济自由化程度、市场开放度、国际信用等级均为拉美之首，被视为拉美国家转型与发展的“优等生”。而智利过去30年成为拉美“绿洲”的经验，离不开两个关键词：政治上的“温和稳健”与经济上的“新自由主义”。而此次智利总统选举结果的背后，则是这两大支柱面临双双坍塌的可能。
随着最近一段时间以来的经济低迷和疫情冲击，智利政坛的极化声音越来越大，传统的中间温和势力变得越发不讨巧。本次总统选举进入第二轮的博里奇和卡斯特，分别被视为1970年代阿连德以来最“左”和1980年代皮诺切特以来最“右”的大位竞逐者。竞选期间，二人毫无遮掩的公开言论，更是在国际社会中赚足了眼球和流量。
卡斯特是德国后裔，德国联邦档案馆更披露其父亲曾自愿加入纳粹军队服役，担任中尉；他哥哥则是典型的“芝加哥男孩”，曾在皮诺切特政府先后担任劳工部长和央行行长。而他本人则被视为智利的博索纳罗和“与特朗普类似的人物”。出自典型的右翼保守主义家庭，卡斯特不吝自称为“芝加哥学派”的门徒，更公开称颂皮诺切特时代的“独裁遗产”。
竞选期间，卡斯特言语间体现出明显的民粹和威权主义色彩；在移民和气候问题上流露出浓厚的反全球化、反多边主义色彩，扬言当选后智利将退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并抨击南美进步联盟和联合国气候大会；在反堕胎、反LGBTQ和反离婚问题上，他并不掩饰其反女权主义的逻辑，甚至声称考虑取消妇女部；而在国内施政方面，他继续不遗余力地鼓吹企业减税、放松市场管制和推动企业私有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