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想，如果仅仅因为某个行为性质极其恶劣，舆论反响很大，就在刑法没有规定、或者超出刑法规定的情况下“创造刑法”追究其责任，任何人都将没有安全感可言，谁都可能担心遭到没有缘由的审判。
比如，近年来，高空抛物、抢夺司机方向盘事件时有发生且影响极为恶劣。但此前只是对情节极其恶劣者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追究了刑事责任，到了《刑法修正案（十一）》才增设了高空抛物罪和妨害安全驾驶罪。
可以说，作为惩罚犯罪、保护权利的刑法，只有坚持“罪刑法定”原则，才能让每一个人都有安全感。而法律不可能是完美的，都会存在一定的缺陷与疏漏，人们在享受法律保护的同时，也不得不为这种疏漏承担遗憾。具体到广西这起案件，检察机关根据从旧兼从轻原则予以处理并无明显不当。
其实，现行《刑法》也已经弥补了追诉期限存在的一些疏漏，如根据现行《刑法》，在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立案侦查或者在人民法院受理案件以后，逃避侦查或者审判的，不受追诉期限的限制。这就解决了无法找到犯罪嫌疑人，无法采取强制措施，导致超过追诉期限的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对于拐骗儿童罪是行为犯还是持续犯，学界也有不同的认识和分歧。曹平父母也认为，秦某英拐骗儿童的犯罪行为，从拐骗之日起到被害人曹平14周岁时，犯罪行为一直处于持续状态，所以本案应该尚在追诉期限内。
如果该罪可以被认定是行为犯的话，则应从行为持续结束时计算追诉期限，不必从行为完成时计算追诉期限。这样的话，曹平家人强烈要求追究拐骗人刑事责任的诉求，倒有可能得以实现。也希望在这方面，将来的法律规定能够更明确、完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