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尊儒术"的汉武帝按理应将刘德引为同道，大加褒扬，但实际情形却远非如此。《史记集解》引《汉名臣奏》曰"河间献王经术通明，积德累行，天下雄俊众儒皆归之。孝武帝时，献王朝，被服造次，必于仁义。问以五策，献王辄对无穷。孝武帝艴然难之，谓献王曰'汤以五十里，文王百里，王其勉之。'王知其意，归即纵酒听乐，因以终。"
汉武帝阴毒猜忌，致使刘德郁郁而终。刘德与刘安一样，有诸侯王的地位，有养士的行为，也有良好的声誉，这些在汉武帝加强中央集权的形势下，是不能允许存在的。研究儒术的刘德也会被汉武帝视为政权的潜在威胁，他的悲剧更加清楚地彰显出汉武帝崇儒的实质。
再次，司马迁揭示出汉武帝时代的儒学，不仅成为功名利禄的敲门砖，还沦为酷吏政治的帮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