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海林说，欧洲大陆内部国家间的距离很短，人们习惯了自由流动。但中国的情况就不同了，中国是一个大国，人口是欧盟的3倍，这里的制度也不一样，所以采取什么政策取决于特定国家民众的期望和支持，不同国家会有不同答案。
米海林正在分论坛发言
很多国家甚至连戴口罩、打疫苗也做不到...
近期，欧洲疫情持续恶化，加之奥密克戎“登陆”，不少国家纷纷收紧防疫措施，“封城”、强制接种疫苗、戴口罩等等。
严格的防疫措施在欧洲多国引发强烈不满，荷兰、比利时、法国、奥地利、克罗地亚、意大利等过都爆发示威抗议活动，其中一些演变为警察与抗议者间的暴力冲突。
比利时前首相伊夫·莱特姆告诉观察者网，他认为，疫苗接种在某个阶段应该是强制性的。“那些对疫苗表示怀疑的人，是在行使他们言论自由的权利，但是在某一时刻，个人的自由应该受到他人自由的限制，他人的自由也需要保护，每个人都有保护自己健康的权利，所以我认为应该有表达不同意见的空间。”
莱特姆称，作为一个整体，我们社会的那些弱势群体，比如说老人、病人、小孩等等，他们应该被优先保护，“所以我认为在这个阶段，我们应该考虑在我们西方社会强制接种疫苗。”
美国迈阿密大学公共卫生科学部名誉主席何塞·萨波茨尼克则称，在美国，“个人权利和社会权利之间存在着一种平衡，现在这两种权利正在斗争。我相信社会权利更重要，我们应该保护我们的社会免受病毒侵害。但很多人认为，他们有权利不戴口罩，不戴口罩对他们来说更重要。虽然我不同意他们的做法，但是非常不幸的是，我不能强迫他们同意我的观点。”
“这在美国这是个很大的问题，”萨波茨尼克说，“因为个人权利是我们国家和宪法基础的核心。所以，最终这可能会由我们的最高法院来做决定。”
生命至上VS自由至上，理念不同策略也不同
对于中国的“动态清零”，国家卫生健康委新冠肺炎疫情应对处置工作领导小组专家组组长梁万年这样解释：“动态清零”不是零感染，我们现在不能保证一个本土病例不发生，但是我们一定要做到发现一起扑灭一起。当一个传进来引发本土病例以后，如果我们很短的时间很快地就把它控制住，这个感染链进来没有持续传播，把这个感染链灭干净了，也叫清零。可能很多人认为这个地方怎么老是会出现病例，有些地方怎么一年多了病人始终没有清零，其实从动态上它是清零了。做得再好的一些城市也不能保证我这起处理完下起就没有了。
梁万年也认为，在疫情的防控上，你要说有哪一种策略是各国都适用的，不可能，现在不可能，今后也不可能。
中国的理念是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还有一些理念可能认为自由是最重要的。不同的理念下，采取的策略就有区别了。
另外，各国采取策略时还要根据国家的社会经济和人口的情况、文化和韧性等问题。“你以为全球不想学中国吗？但要取得中国这样的防控成果不是某一个措施、某一个策略能够起作用的，需要众多的要素组合叠加才能产生这种效果，比如中国老百姓的独特文化和高度利他主义精神，中国政府的组织能力，部门的协同能力，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的协同能力。”
梁万年说，你要看到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我相信很多国家很难做到上下协同，全国一盘棋，做到有效的联动。我们毕竟经历过武汉那一场战疫的洗礼，后面我们又经过了几十起局部疫情的锻炼，我们已经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甚至可以称之为还是科学的防控措施组合，也就是说我们已经锻造了一个比较好的“工具包”。比如核酸检测能力、密接者的追踪能力、临床救治能力、社会动员能力、交通生活保障方面的能力，“工具包”里都有。这一块是中国非常独特的优势，现在可以说用得是得心应手。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秘书长特别代表杰弗里·萨克斯十分赞赏中国的抗疫成果。他在“公共卫生健康与全球合作，打造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主题分论坛发言时直言：“美国的政治制度非常傲慢，思想封闭，不愿向其他国家学习。中国成功地控制了疫情，但是美国并不想给予认可。”
“这对于当今世界来说非常可悲，”萨克斯说，“我们应该生活在一个分享实践、交流思想、相互学习的世界，我们应该分享如何制造新型疫苗，我们应该学习中国的成功经验，来阻止病毒的传播。”
杰弗里·萨克斯正在分论坛发言
全球合作是我们阻止病毒的唯一选择
12月1日，世界卫生组织宣布，为了保护世界免受未来传染病危机影响，世界卫生大会同意启动一个全球进程，起草和谈判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协议，以加强大流行预防、防范和应对。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称：“新冠大流行揭示了保护人们免受大流行影响的全球体系中的许多缺陷：最脆弱的人没有疫苗；卫生工作者没有必要装备来开展救生工作；‘以我为先’的做法阻碍了应对全球威胁所需的全球团结”。
“但与此同时，从快速开发疫苗，到今天各国承诺谈判一项将有助于让子孙后代更安全地免受大流行病影响的全球协议，我们看到了令人鼓舞的科学和政治合作的展现”。 谭德塞补充道。
美国迈阿密大学公共卫生科学部名誉主席何塞·萨波茨尼克也认为，制定一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协议很有必要。他说，我们是一个“地球村”，都生活在一起，除非我们合作，否则是无法阻止新冠病毒，无法阻止病毒的变异，无法阻止新的大流行的发生。
萨波茨尼克称，新冠疫情给我们的另一个重要的教训是，很多国家没有遵守国际卫生条例，因为这些条例制定时各国是自愿参与的，对这些国家没有很强的约束力。
他介绍道，多伦多大学的卫生政策专家史蒂夫·霍夫曼研究了200多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条约，以确定那些成功的和不成功的条约之间存在哪些差异。霍夫曼发现，差异在于是否有问责制，是否存在监督、合适和制裁。如果条约不存在问责，那么协议就不会成功。
“我们可以看到一些例子，”萨波茨尼克说，比如在原子能领域，原子能机构会对成员国进行核查，以确保每个国家都遵守了条约，并对那些违法条约的国家实施制裁。另一个例子是世界贸易组织，世贸组织也会制裁那些不遵守规则的国家。航空领域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如果一家航空公司不遵守国际规则，那他们的飞机将无法在其他国家降落。
“在这些例子当中，不遵守国际过着就会受到制裁。所以，除非我们有一套奖惩措施来监测、核查并执行我们制度，否则我们无法成功执行一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
萨波茨尼克强调，在这种合作中，最需要被理解的方面之一是，每个国家都必须为此放弃一点主权。“更确切地说，各国不得不共享他们的主权，因为他们需要成为一个全球性的组织，才能够协调全世界对大流行病的准备和反应。”
“如果有国家不遵守，这个全球协调机构就需要到那个国家去，来确保他们遵守规则。因为但凡有一个国家不遵守，整个世界都处于危险之中，”他补充道，你必须像看待自己的皮肤一样看待这一合作，你的皮肤覆盖全身，不管你哪个位置的皮肤破了，细菌都会进入你的身体，形成伤害。所以不管世界上哪个地方没有遵守规则，病毒都会传播到全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