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新京报2019年报道，朝阳区卫监所一年接到的投诉不少于5000条，但所内的卫生监督员不到一百人，且都属于兼职，值班人员难以做到及时应对各类突发事件。
一位身处一线的监管人员表示，很多时候工作人员仅有管理权劝阻，却没有执法权处罚，因此一些部门控烟积极性不高，甚至“睁只眼闭只眼”。而且监管层面处于“九龙治水”状态，比如公共场合是按照类型分给各个委办局管理，写字楼属于房管局，网吧、歌厅属于文化委，餐饮属于市场监督管理局。
更有甚者，一些公共场所，尤其是娱乐场所和休闲服务场所，出于经济利益考虑，纵容场所内的吸烟行为。
此外，中国控烟协会公益法律专业委员会秘书长李恩泽也曾指出，目前全国尚未出台统一的控烟法律法规，出台控烟法规的地方执法尺度不一。立法亟须统一，执法尺度才能达到一致，控烟力度才可能切实得到推进。
张建枢还补充道，我国政企合一的烟草体系，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控烟的难度。
那么，提税就能解决控烟难题吗？
在众多控烟举措中，通过烟草价格及税收调整，提高烟草商的经营成本和烟民的购买成本是目前国际上呼声较高的一种。根据世卫组织的估算，在中低收入国家，烟草制品价格提高10%，可使烟草减少5%。
张建枢指出，2015年烟草提税涨价的实践证明税收与价格措施在中国同样有效，是一项既能减少烟草消费又能增加政府税收收入的“双赢”措施，对于低收入的烟民和青少年来说有更明显的遏制烟草消费的效果。目前我国卷烟税占零售价格比重为56%，距离世界卫生组织建议的75%还有较大差距。
2015年5月，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发布《关于调整卷烟消费税的通知》，将“卷烟批发环节从价税税率由5%提高至11%，并按0.005元/支加征从量税”。郑榕表示，这一政策确有成效，当年就出现了一个小的卷烟产量和销售额的下降。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卷烟产销量此后又呈现出稳定增长。对此，郑榕指出，烟草税不能只考虑卷烟的涨价，还要考虑通货膨胀和居民收入增加等因素的影响，实际上中国居民卷烟购买力在增加。
不过对于提税涨价的效果，烟草系统则是另一种看法。
国家烟草专卖局曾有研究人士对媒体表示，由于烟草能使消费者产生一定程度的依赖，需求价格弹性较低，提高税收对增加政府财政收入的效应通常大于控制烟草消费的效应。“有一些国家提高烟草税后，非但没有达到预期目的，还诱发了严重的烟草走私、加重了低收入群体的经济负担，促使他们更多地选择档次更低的烟草产品，甚至质量更差、危害更高的假冒伪劣烟草产品。”
事实上，郑榕也表示，要达到2030年20%成人吸烟率目标，既不能完全依赖非价格措施，也不能完全依赖税收与价格措施，只有立即采取全面的综合控烟措施，才有可能达到。
张建枢也认为，要达到更好的控烟效果，就要对烟草标本兼治、多措并举。比如需要尽快实现国家控烟立法，实现室内公共场所全面禁烟，严禁青少年吸烟，加大对向未成年人兜售卷烟的违法行为打击力度等。
此外，还应当将戒烟纳入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不断提高戒烟服务的可得性和易得性，比如普及戒烟门诊，将戒烟药物和戒烟咨询等干预服务列入国家医疗保险报销目录，并制定合理的报销比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