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段时间，她经常来店里找我和我老公聊天，说我长得很像她一个同学，非问我要手机号码，我没给她。”张桦妻子称，有一次董某萍向她借用手机，也被她拒绝了。
“还有一段时间，经常来到店里就问我们‘近亲结婚会怎样，生的孩子会怎样’，天天就问这个问题。”张桦称，董某萍似乎很想和他们聊天。
董某萍从楼顶扔下男童后，李琳回忆起几年前她儿子告诉她的一件事。那天，她儿子回家时遇到董某萍，“我儿子说她就跟在后面，几乎踩着他的脚后跟进电梯。我儿子十几岁了，胆子大，大喝一声‘你干嘛’，才把她吓退了。”
多名居民称，嫌疑人居住在事发楼栋的4层。
三年前已开始领取低保，保障原因为“精残”
澎湃新闻注意到，这半年以来，事发小区所属的庐阳区杏林街道上城社区都向董某萍发放了“城保A类”低保。官方公开可查的信息记载，社区曾在2018年5月就向董某萍发放过低保，当时是“B类”。
记者在上城社区居民委员会办公楼前的公示栏看到，正在公示的7月至12月的低保发放名录中，均有董某萍的名字。她的保障类别为“城保A类”，7月和8月保障金额是892元，自9月起，她的保障金额涨到933元。
庐阳区政府网站公布的杏林街道2018年5月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对象花名册中，也有董某萍，当时她的保障类别是B类，保障原因为“精残”，保障金额为753元。
庐阳区政府网站对保障类别有过解释，所谓B类，系短期内收入变化不大的家庭，或家庭成员中有60周岁以上老年人（含60岁）、未成年人和三级以下残疾人（含三级）。而A类的定义是：家庭成员中有重度残疾人以及重病患者并且收入基本无变化的家庭。
自称是董某萍小时候玩伴的妙妙（化名）讲述了另一段经历。她称，董某萍小时候胖乎乎的，大家都挺喜欢和她玩，后来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见到她，再见是初中，董告诉她“自己心理出了点问题，治好了才回来上学”。后来便很多年没再见过。直到妙妙结婚时，她才再见到董，但对方已经认不出自己，喜欢自言自语，“在大润发吃东西，有时候会骂人”，没有家人约束。
事发小区所属的庐阳区杏林街道上城社区一名工作人员透露，社区对重型精神病患，会摸排、登记建档，和监护人一起管理。
而上城社区另一名负责人介绍，董某萍独居在上城国际玫瑰苑小区，“（我们和她）在沟通方面，也没有顺畅的沟通”。对于董父的情况，该负责人称，他父亲不居住在这里，社区对其并不了解。目前，社区方面也在等待警方的调查结果。
12月6日，澎湃新闻从合肥市公安局及庐阳分局获悉，目前庐阳区分局刑警队正侦办此案，至于嫌疑人的作案动机以及是否申请对其进行精神鉴定等细节，警方未透露，有调查结果将适时发布通报。
精神病患者的社会看护困境
为精神病患者服务23年的社工梁树基12月5日接受澎湃新闻记者采访时表示，在对精神病患者的看护和帮扶中，家人的关爱和陪伴非常重要，在多个成功案例中，精神病患者的家人都积极参与其中。梁树基认为，根据目前的信息，在对董某萍的看护中，家人的角色似乎是缺失的。
而长期关注精神病患者权益保护的公益律师黄雪涛表示，多年前，对精神病患者的看护，主要依靠监护人。但在更多的案例中，在家庭缺乏外界支持的情况下，监护人很难照顾成年精神病患者，也难以保证发病的精神病患者不肇事。
2013年5月，精神卫生法开始实施，明确了对精神病患者实行精神卫生工作由政府组织领导、部门各负其责、家庭和单位尽力尽责、全社会共同参与的综合管理机制。
黄雪涛介绍，这10多年来，随着社会对精神疾病的重视，政府在不断投入人力物力财力，防止他们造成公共安全事件。但是，做精神病患者看护帮扶工作，要先从根本上转变观念，从防范变成友善的服务，切身聆听精神病患的压抑、焦虑等负面情绪，满足他们基本的权益，避免他们身陷求助无门、走投无路的绝境，这是避免恶性事件发生非常关键的一点。
梁树基所在的专门提供社区精神健康服务机构，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形式正在向社区提供精神健康服务，目前该机构已运行23年。
“在管控的同时，也要考虑人文关怀。”梁树基称，大多数精神病患者不希望暴露自己的病史和隐私，更不希望在接受看护和帮助时，感受到“自己是危险的、需要监管的”。
比如，通过引导精神病患者就业，使他们在工作中获得成就感、满足感和个人价值。“有时，这比吃药更有用，吃药有副作用，在有成就和满足感后，他会告诉自己要积极克服不良情绪，学会对自己负责。”他说。
梁树基坦言，如何让关心抵达人心，这是所有开展精神病患者看护帮扶工作最应该思考的问题。
来源：澎湃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