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肥从18楼顶扔下幼童的嫌犯系低保户,保障原因为“精残”(3)

2021-12-07 13:20  澎湃新闻

“有一段时间,她经常来店里找我和我老公聊天,说我长得很像她一个同学,非问我要手机号码,我没给她。”张桦妻子称,有一次董某萍向她借用手机,也被她拒绝了。

“还有一段时间,经常来到店里就问我们‘近亲结婚会怎样,生的孩子会怎样’,天天就问这个问题。”张桦称,董某萍似乎很想和他们聊天。

董某萍从楼顶扔下男童后,李琳回忆起几年前她儿子告诉她的一件事。那天,她儿子回家时遇到董某萍,“我儿子说她就跟在后面,几乎踩着他的脚后跟进电梯。我儿子十几岁了,胆子大,大喝一声‘你干嘛’,才把她吓退了。”

多名居民称,嫌疑人居住在事发楼栋的4层。

三年前已开始领取低保,保障原因为“精残”

澎湃新闻注意到,这半年以来,事发小区所属的庐阳区杏林街道上城社区都向董某萍发放了“城保A类”低保。官方公开可查的信息记载,社区曾在2018年5月就向董某萍发放过低保,当时是“B类”。

记者在上城社区居民委员会办公楼前的公示栏看到,正在公示的7月至12月的低保发放名录中,均有董某萍的名字。她的保障类别为“城保A类”,7月和8月保障金额是892元,自9月起,她的保障金额涨到933元。

庐阳区政府网站公布的杏林街道2018年5月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对象花名册中,也有董某萍,当时她的保障类别是B类,保障原因为“精残”,保障金额为753元。

庐阳区政府网站对保障类别有过解释,所谓B类,系短期内收入变化不大的家庭,或家庭成员中有60周岁以上老年人(含60岁)、未成年人和三级以下残疾人(含三级)。而A类的定义是:家庭成员中有重度残疾人以及重病患者并且收入基本无变化的家庭。

自称是董某萍小时候玩伴的妙妙(化名)讲述了另一段经历。她称,董某萍小时候胖乎乎的,大家都挺喜欢和她玩,后来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见到她,再见是初中,董告诉她“自己心理出了点问题,治好了才回来上学”。后来便很多年没再见过。直到妙妙结婚时,她才再见到董,但对方已经认不出自己,喜欢自言自语,“在大润发吃东西,有时候会骂人”,没有家人约束。

事发小区所属的庐阳区杏林街道上城社区一名工作人员透露,社区对重型精神病患,会摸排、登记建档,和监护人一起管理。

而上城社区另一名负责人介绍,董某萍独居在上城国际玫瑰苑小区,“(我们和她)在沟通方面,也没有顺畅的沟通”。对于董父的情况,该负责人称,他父亲不居住在这里,社区对其并不了解。目前,社区方面也在等待警方的调查结果。

12月6日,澎湃新闻从合肥市公安局及庐阳分局获悉,目前庐阳区分局刑警队正侦办此案,至于嫌疑人的作案动机以及是否申请对其进行精神鉴定等细节,警方未透露,有调查结果将适时发布通报。

精神病患者的社会看护困境

为精神病患者服务23年的社工梁树基12月5日接受澎湃新闻记者采访时表示,在对精神病患者的看护和帮扶中,家人的关爱和陪伴非常重要,在多个成功案例中,精神病患者的家人都积极参与其中。梁树基认为,根据目前的信息,在对董某萍的看护中,家人的角色似乎是缺失的。

而长期关注精神病患者权益保护的公益律师黄雪涛表示,多年前,对精神病患者的看护,主要依靠监护人。但在更多的案例中,在家庭缺乏外界支持的情况下,监护人很难照顾成年精神病患者,也难以保证发病的精神病患者不肇事。

2013年5月,精神卫生法开始实施,明确了对精神病患者实行精神卫生工作由政府组织领导、部门各负其责、家庭和单位尽力尽责、全社会共同参与的综合管理机制。

黄雪涛介绍,这10多年来,随着社会对精神疾病的重视,政府在不断投入人力物力财力,防止他们造成公共安全事件。但是,做精神病患者看护帮扶工作,要先从根本上转变观念,从防范变成友善的服务,切身聆听精神病患的压抑、焦虑等负面情绪,满足他们基本的权益,避免他们身陷求助无门、走投无路的绝境,这是避免恶性事件发生非常关键的一点。

梁树基所在的专门提供社区精神健康服务机构,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形式正在向社区提供精神健康服务,目前该机构已运行23年。

“在管控的同时,也要考虑人文关怀。”梁树基称,大多数精神病患者不希望暴露自己的病史和隐私,更不希望在接受看护和帮助时,感受到“自己是危险的、需要监管的”。

比如,通过引导精神病患者就业,使他们在工作中获得成就感、满足感和个人价值。“有时,这比吃药更有用,吃药有副作用,在有成就和满足感后,他会告诉自己要积极克服不良情绪,学会对自己负责。”他说。

梁树基坦言,如何让关心抵达人心,这是所有开展精神病患者看护帮扶工作最应该思考的问题。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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