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大国，无论是否“民主”，都别无选择，只能在根本上是零和游戏中争夺权力。这一迫切需要在冷战期间激励了两个超级大国。它激励着今天的中国，即使它是一个“民主”国家，也会如此。这也激励了美国领导人，使他们决心遏制中国。
即使有人拒绝这种强调结构性力量推动大国竞争的现实主义说法，美国领导人仍然应该认识到，在所有国家中，将中国变成大国是一种会招来麻烦的做法。
毕竟，它长期以来一直寻求以对自己有利的条件解决与印度的边界争端，并在东亚怀有广泛的“修正主义”目标。中国政策制定者一直表示希望解决台湾问题，从日本收回钓鱼岛（日本称为尖阁列岛），并控制南海大部分地区——这些目标注定会遭到中国邻国的猛烈抵制，更不用说美国了。中国一直有“修正主义”的目标；错误在于，让它变得强大到足以针对这些目标采取行动。
未选择的道路
如果美国政策制定者接受现实主义的逻辑，他们本可以采取一套直接的政策来减缓中国的经济增长，并保持中美之间的贫富差距。1990年代初期，中国经济极不发达，未来的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进入美国市场，获得美国的技术和资本。作为当时的经济和政治巨人，美国处于阻碍中国崛起的理想位置。
从1980年开始，美国总统授予中国“最惠国待遇”地位，这一称号赋予中国最好的对美贸易条件。这种偏袒本应随着冷战而结束，取而代之的是，美国领导人本应通过谈判达成一项新的双边贸易协定，对中国施加更严厉的条款。即使协议对美国不利，他们也应该这样做；鉴于中国经济规模较小，它受到的打击将比美国经济大得多。
相反，美国总统不明智地每年都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2000年，美国将这一地位永久化，使错误进一步加重，这显著降低了华盛顿对北京的影响力。第二年，美国再次失误，允许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随着全球市场的开放，中国企业扩张，产品更具竞争力，中国变得更加强大。
除了限制中国进入国际贸易体系，美国还应该严格控制美国尖端技术的出口。出口管制在1990年代和后一个十年的初期会尤其有效，当时中国公司主要是复制西方技术，而不是自己创新；拒绝中国获得航空航天和电子等领域的先进技术几乎肯定会减缓其经济发展。
但华盛顿让技术不受限制地流动，允许中国挑战美国在关键创新领域的主导地位。美国政策制定者也犯了降低美国对华直接投资壁垒的错误，在1990年投资规模还很小，但在接下来的30年里迅速增长。
如果美国在贸易和投资上采取强硬态度，中国肯定会转向其他国家寻求帮助。但它在1990年代所能做的事情是有限的。
美国不仅生产了世界上大部分最尖端的技术，而且还拥有多种手段——包括制裁和安全保障——它本可以用来说服其他国家对中国采取更强硬的立场。作为限制中国在全球贸易中作用的努力的一部分，华盛顿本可以集结日本和台湾地区等盟友，提醒他们强大的中国将对其构成生存威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