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威尔在比尔·克林顿当选后继续留任。当我加入联合国特别委员会，负责在海湾战争后解除伊拉克武装时，他仍是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
到1991年10月，联合国核查员与美国政府之间的关系陷入了危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特委会的工作是由三名美国人协调的——幕僚长道格·英格兰德、行动主任汤姆·布洛克和作为特委会情报官的我。
道格、汤姆和我都在《中导条约》期间初次接触军备控制工作，并将核查的法律授权（在伊拉克的例子里是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第687号决议）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
然而，中央情报局认定，核查员就应该更加积极，甚至在法律授权之外开展行动。道格、汤姆和我提出了一个行动计划，遭到中央情报局反对。中央情报局联系了科林·鲍威尔，寻求将这三个麻烦的美国人撤职。然而，经过调查，鲍威尔站在了道格、汤姆和我一边。再说一次，让参联会主席为你撑腰，从来都不是一件坏事。
1993年秋末，我在伊拉克领导一次大型核查，寻找伊拉克飞毛腿导弹部队可能存在的余部。这次任务导致冲突的可能性很高，鲍威尔亲自参与其中，每周听取一次关于核查计划、培训和实施的简报。
鲍威尔确保美国提供足够的支持，并指派了参联会特别小组的一名官员作为联络人。核查按计划进行，有助于证明伊拉克实际上已经履行了拆除飞毛腿导弹、解散飞毛腿部队的义务。
鲍威尔一直支持这一目标。然而，他在任务结束前于1993年9月离任。在没有鲍威尔支持的情况下，中央情报局能够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声称伊拉克保留了多达200枚飞毛腿导弹，并借此进行虚假的宣传活动，诋毁核查结果并否定结论。所有人都感受到了，没有鲍威尔意味着什么。
鲍威尔（资料图/BBC）
鲍威尔后来离开军队，过起了退休生活。我一直在特委会工作，直到1998年8月，我辞职以抗议美国干涉核查。
我在参议院外交和军事委员会联合会议上就美国的政策缺陷作证，我因而受邀参加了由私募公司“Forstmann & Little”组织的会议。那是一家专门从事杠杆收购的公司，到1998年，成了美国最具影响力的公司之一。它能够利用这一地位，为其控制的各个董事会配备一些美国最有影响力的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