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鲍威尔的下一次互动是在海湾战争期间发生的。我参与了反制“飞毛腿”行动，试图在伊拉克导弹向以色列或阿拉伯半岛发射之前拦截它们。当致命的飞毛腿导弹迫使以色列不卷入这场战争时，人们能感受到巨大的压力。
“飞毛腿”导弹发射车（资料图/维基百科）
有一次，美国飞机轰炸了伊拉克西部疑似“飞毛腿”的目标。美国空军声称有7辆飞毛腿发射车被摧毁，并有一段视频作为佐证。
我是“飞毛腿”的主要战损评估（BDA）官员，当我查看视频时，很明显被摧毁的车辆和物体与飞毛腿无关。然而，施瓦茨科普夫在全国电视台上介绍了这一成绩。
第二天早上，当我准备正式的BDA报告时，我在“已确认的击杀数”一栏下划掉了数字7，然后写下了“零”。
一位上校立即找上我，指示我更改数字。这是我真心没法做的事儿，我被解除了BDA的职责，取代我的是一个不太坚守事实的人。
然而，我最初的报告已经送到华盛顿特区，上了科林·鲍威尔的办公桌。他打电话给施瓦茨科普夫，告诉他击毁导弹的说法有误。
后来，来自国防情报局的详细情报评估证实了我的发现。我又重新获得了评估岗位。当你只是一名少校时，有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为你撑腰的感觉真不错。
鲍威尔也是要对过早结束海湾战争负责的人。最初的作战概念正确地将伊拉克共和国卫队确定为萨达姆政权的重心，要求将其摧毁。战争按计划展开，共和国卫队陷入了美军和联军的包围中。再过24-36小时，这些伊拉克军队就会被歼灭。
然而，鲍威尔对美国飞机在科威特城外摧毁伊拉克车队的图像所产生的政治影响很敏感。这条所谓的“死亡之路”让人们开始质疑原本完美无缺的战役。
鲍威尔主张战斗应该结束，即使这意味着伊拉克共和国卫队会幸存下来。萨达姆·侯赛因政权在战争后存续，鲍威尔的这一决定比任何其他决定都起到了更大的作用，并给波斯湾之后十年的不稳定局面制造了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