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欧阳修《论包拯除三司使》一文，虽然言辞恳切也颇有道理，更将天不怕地不怕的包拯吓回了家中避难，但是对于包拯本人来说，他在三司使引起的这场舆论风暴中，其实并无过错。
结语：宋仁宗时期，是中国古代社会经济高度发达，且文化极为繁盛的一个时代。而宋朝在仁宗时代，之所以能取得如此成就，与宋仁宗宽厚的执政风格分不开。所以欧阳修也好，包拯也罢，他们都能恪尽职守，说自己该说之话，行自己该行之事，而三司使之事从两人的角度来看，其实也并无对错之分，有的只是同归的殊途罢了。参考文献：《宋史》、《左传》、《续资治通鉴长编》、《论包拯除三司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