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因轰轰烈烈、两起两落、以失败告终的熙宁变法，让后人对其褒贬不一，又因其独立独行、不拘小节、孤傲固执的个性，给人留下独特的印象。
宋仁宗赏识王安石的才干，提拔重用他的同时，却又对他独立独行的个性颇有看法。
一次，仁宗宴请群臣，让客人们在池塘中自己钓鱼为食，每人面前都摆有盛满鱼饵的盘子，王安石竟将盘中的鱼饵全部吃完。仁宗目睹此景后，觉得王安石误食一粒鱼饵还在情理之中，吃掉全部鱼饵，不得不让人怀疑他故意标新立异、沽名钓誉。
字如其人，王安石的书法同个性一样率性自然、不求工巧。
宋朝的大书法家、文学家黄庭坚形容王安石的书法，如同一个穿着破旧衣服的世外高人，在达官贵人的车马间徒步穿行，但其目光早就远在华贵的牛车之上了。
有人便给予王安石"世外高人"的美称，认为他虽然仪表邋遢，行为方式为人所侧目，但志向高远、内心丰富，已经站到了精神的制高点。
如此截然不同的评价，到底哪个更接近真实的王安石？
01、个性与高远志向相关
王安石的人生追求不是"做官"，是"做事"，而且是做大事。
在他心中，科举考试只不过是取得出身的一种渠道，能够钓上一个小小的官职，赚得一份工资养家糊口而已。
他的人生目标是"欲与稷契遐相希"，希望自己能够成为像上古时代稷、契那样的千古能臣，与他们交辉与史册。
所以，在王安石二十一岁中进士到四十六岁拜相的二十五年间，他屡次拒绝朝廷召他入京为官的任命。
有人认为，王安石沽名钓誉，试图以隐忍来换取将来更大的回报，后来王安石被任命为宰相主持变法改革的事实，好像也印证了这一说法。但是，如果真为了名誉，二十一岁到四十六岁的青春年华，真能赌得起吗！到朝廷做个京官，早不就可以名利双收了吗？
其实，王安石一直在韬光养晦，等待干大事的时机。
嘉祐五年，朝廷任命他为三司度支判官，他便欣然上任，因为这个掌管全国财赋统计和支调官职，是他感兴趣的事，是他认为能做事的官。
任职期间，他上万言书，提出国家财政方面的改革设想，却不被仁宗重视，后又被改任他认为的"闲差"。抱负难以实现时，王安石又选择了隐退地方。
当一个人心中有远大抱负时，除了"一心为大事谋"外，其他的衣食、仪表、人际关系、名誉、地位等等都不算什么。
所以，吃什么、住什么、穿什么、用什么，王安石从不在意，他经常衣裳肮脏、须发纷乱便上了朝。别的官员八抬大轿、前呼后拥，他却两个仆人、一顶小轿就够了。
这种独立独行的个性，养成了他以自我为中心的习惯，不会与他人相处，也难以听进别人的意见。
在地方任太守时，他是"小池塘中的大青蛙"，自己说了算，建堤筑堰，改革学校，创农民贷款法……政绩斐然，深得百姓爱戴。
在京城任职时，他想变动成规，照自己的想法办事，动不动就和同僚争吵不休，遇事难以与人合作。
02、个性又直接影响了抱负的实现
王安石变法最终失败，虽然根本原因是封建制度本身，但与王安石独立独行的个性也有着密切的关系。
王安石一心想通过变法来施展抱负，一旦走上相位，手握大权主持变法，无论从态度上，还是手段上都十分强硬。
他把对变法有意见的人统统列为反对派，称为"旧党"，一律贬职外放。这里面有司马光、韩琦、曾公亮、欧阳修、范仲淹、苏东坡、苏子由等等，一大批的元老重臣、干练有才之士遭到打击。
他任用的新人不看品行道德如何，只要支持变法，通通委以重任。这里面有一批默默无闻的小人，野心大，精力足，阴险而诡诈，不但陷害忠良，最后还反出过头来出卖王安石。
新党也好，旧党也罢，都想改变国家积贫积弱的现状。王安石眼里看不到别人的忧国忧民，"一根筋"只认自己的理，听不得他人的意见，导致变法过于激进，过于急功近利，基础不牢，必须轰然倒塌。
王安石晚年曾自我反省，如果当年能够任用一大批忠臣良吏，认真倾听采纳各方面的意见，因地制宜、循序渐进地进行变法，不仅不会失败，还会取得较好效果。
还是林语堂先生评王安石那句比较中肯，"徒有基督救世之心，而无圆通机智处人治事之术"。
王安石的悲剧，在于他永远困于自己的雄心壮志而不能自拔，成为自己梦想的牺牲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