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尼说，凯瑟琳和丽莎的生父的精液，基本不可能被误用。“他们每天都要检查精液样品的数量，每天检查好几次，捐精和病人的精液样本不是混在一起的。”“博伊德就是个商人，非常无情，也相当务实。如果他需要给不孕者提供精液，而他手边恰好有个能怀孕的精液，他不会管那么多，直接用就是。”
博伊德已死多年，他的儿子告诉《卫报》，他对此类事件一无所知。偷窃患者精液的诊所绝不止博伊德一家。在德文郡，有人在捐精者死后，发现他是他的亲生父亲。他联系捐精者的女儿，希望能和她成为亲人，但她说自己的父亲不可能捐精，因为他有导致终身健康问题的遗传病。他们一调查，发现捐精者曾在当地诊所做生育治疗，猜测是他提供的精液样本被盗了。
“诊所总是用尽手段去赚钱，他们根本不管会不会出问题，患者的子女是否会查到。“DNA侦探弗莱迪·豪威尔（Freddie Howell）说。他帮助捐精者的子女们找到他们的亲身父亲，其中，被盗用的精液案不少见。“我们就是医学界肮脏的小秘密，而政府是同谋。他们只希望我们安静地坐在角落里，接受事实。”
目前，英国法律要求精子捐献者不得匿名，诊所也需要提供关于他的基本信息。这多亏了乔娜·罗斯（Joanna Rose）做的贡献，她在2002年打官司，认为捐精者的子女有权利知道亲生父亲是谁，于是法院在三年后更改了法律。
但乔娜认为，目前给捐精者子女的帮助还是不多，一方面是精子盗窃案仍然发生，精液来源不安全，另一方面，是社会认为子女不需要知道亲生父亲的身份。“这个社会认为，‘只要孩子们不知道，就不会伤害到他们’。哪怕孩子成年了，都不会告诉他们，这已经很阴险了。”
“虽然捐精者子女的权利近年变多了，但这种心态仍然存在。没有合适的机构帮助我们，没有人承担责任，到现在，还有很多记录被不断销毁。”
对凯瑟琳和丽莎来说，找到亲生父亲给了她们心理上的安慰，让她们知道自己从何而来。丽莎的生父在疫情期间去世，两人没有线下见过面，这让丽莎很伤心。凯瑟琳和她的生父见过面，带着双方的家人们一起，在酒吧吃饭聊天。“知道这些就够了。”凯瑟琳看着生父年轻时的照片，哭着说，“我没必要知道更多了。”
